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看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

在我国,建构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必须明确控审分离、控诉与辩护平等、取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赋予法院最终裁判权,建构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科学构建论纲

因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审视与系统梳理,探寻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构建的重要理论。端正刑事诉讼目的,确立人权保障意识;弘扬程序法治理念,健全程序制裁机制;遵循诉讼运行规律,理顺控诉审判关系;发展诉讼主体理念,完善刑事诉讼构造;引入谦抑比例原则,规制权力行使;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探索新型诉讼程序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构建科学化的基本路径。     

被害人的求刑意见对量刑影响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已确立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一，有权参加刑事诉讼，其参与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案件结局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起控诉作用，在自诉案件中独自承担控诉职能，在公诉案件中，起辅助控诉职能，能独立发表自己的控诉意见，对判决结果不服，可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根据控方有求刑权的诉讼理论，被害人可向法院提出其求刑意见。     

刑事起诉书记载制度评析

伴随刑事诉讼构造不断走向合理,控诉制的发展催发了起诉书功能的完备,起诉书被要求确切提示审判对象,以适应法院审判和被告人防御的需要.起诉书欲有效实现承载审判对象的功能,有赖于对控诉罪行的合理记载,英美法的"诉因记载"和大陆法的"公诉事实记载"是现行控诉制下两种典型的记载方法.中国现行起诉书记载制度则可称为"案件事实记载",实践中呈现一些弊端.完善的思路是,确立围绕特定犯罪构成要件叙述控诉罪行的记载方法,配套以有效排除法官预断的移送方式,坚持诉状主义,构筑合理提示审判对象的起诉书制度.     

试论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诉讼程序领域居于核心地位 ,它既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 ,又是与刑事诉讼的主体、职能、构造等紧密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与秩序。     

审判对象的运行规律

审判对象设定了控审权力行使与防御权利保障的空间，不但规范着诉讼的结构，而且组织着诉讼的程序，成为刑事诉讼合理构造与有效运转的内在依托。审判对象动态运行的规律，体现于从起诉到判决以及从初审到再审两根程序链条，呈现了控诉方起诉时的提示到法庭审理过程的展示乃至变更再到法官判决时的固定的运动轨迹，显示了限制审判范围、规范指控界限、确立防御目标、防范突袭审判、禁止重复追诉等机能。在我国，应当改造现行的诉讼构造，确立一种蕴涵分权制衡机理以及被告人防御权益保障理路的诉审关系，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完善审判对象赖以运行的各个程序环节。     

论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诉讼程序领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又是与刑事诉讼的主体、职能、构造等紧密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与秩序。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构,是正确理解、认识、评判和运用鉴定意见的需要,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的根本要求。应当准确把握专家辅助人的法律属性、合理界定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资格、适当扩展专家辅助人帮助的主体范围、有效确定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的时间和依法确立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以充分保障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功用的发挥。     

如何改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当控诉方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就意味着控诉方完成了证明责任,其指控的事实也就成立,反之,意味着未完成证明责任,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     

论刑事辩护制度之理论基础(上)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无罪推定原则、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无罪推定原则是各国普遍奉行的刑事诉讼原则，这一原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在司法和立法实际及法学理论上，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程序主体性理论强调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与控诉机关、审判机关拥有同等的程序主体地位，旨在保护被追诉的人所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如辩护权，这一理论在我国法律中也得到了体现。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之一，在刑事诉讼中，控诉与辩护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之中，刑事辩护制度的设置将刑事诉讼中的矛盾制度化，有利于冲突的妥善解决。     

论地域管辖中“犯罪地”的解释问题

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依赖干法解释技术而生效,因此对刑事诉讼法之中的诸多概念、术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和阐释,方能构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微观基础。站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立场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其中所谓"犯罪地"一词,应当解释为包括"犯罪结果地"、"犯罪预备地",而不应包括"被害人所在地"、"销赃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在毒品犯罪、网络犯罪、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中,对"犯罪地"一词,可允许作适当的扩张解释。     

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

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中,应当以控辩平等原则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控辩关系及其相关体系,厘清控辩平等与刑事诉讼本质及其基础理论的关系,解读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扩张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培养执法者正确的司法理念与适格的职业素养,研究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控辩平等原则构建方面的互动机制,为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各行其道：刑民冲突案件的审理思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冲突为视角

审理刑民冲突案件的前提是确定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否以及处理刑民案件时的先后顺序。＂刑民独立、并行为主＂应为审理之基本原则,并以＂先刑后民＂、＂先民后刑＂为例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件与民间借贷案件之间的冲突是刑民冲突的典型表现,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各有不同。     

直接言词原则在审查刑事证言中的适用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 ,已被现代许多法治国家立法所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 ,但其有关立法已体现出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 ,可是其对证人参与刑事诉讼及证言的使用范畴规定得不甚明了 ,不能真正体现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证人证言适用中的重要价值。分析直接言词原则的起源及其诉讼价值 ,针对我国的实际及国际发展趋势 ,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这一原则 ,并吸收一些可行性建议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民间借贷融资中民刑交叉适用的冲突与协调

金融犯罪案件多涉及民刑交叉问题,采用“先刑后民”原则往往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及处分权,对民事争议中的私权完全不重视。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场化”。基于私人财产权优先的学理基础,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商先行”既为了加强对金融民商实体法的运用．更为了缓和金融刑法重刑主义。赋予民间借贷融资中贷款人诉讼选择权。让贷款人在刑事诉讼之前选择是否适用民事诉讼,即实行“先民后刑”。对于民间借贷融资中的民刑交叉适用,应当秉持刑法具有的内敛品格,实现从金融违法行为的“刑法依赖”到“非刑法依赖”的转变。     

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学分析

将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限定为刑法典与刑事司法过程的实际性质严重不符。实际上 ,反映刑法精神的一般法律原则、相对恒定的计划型政策在疑难案件的判决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要不是在空泛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依凭于法律解释学 ,我们就必须从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出发 ,将原则、政策、规则纳入罪刑法定之法的视野中。     

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应然之路

刑事诉讼法所保障的人权应包括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和价值目标多向性导致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难以均衡保护,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人的社会性本质,应在社会人权优先保障的前提下兼顾个人人权.并提出协调社会人权与被告人人权的原则共同抑制原则、动态平衡原则、权衡原则、合法性优先原则.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规范未对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予以明确,使得法秩序变迁下刑事程序的新旧流转出现了规范适用疑难。对此,学界通常认为应当适用程序从新原则,但相关理解与界说存在问题。在规范论上,基于法律即行适用与法不溯及既往,可以推导出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适用行为时法原则。对于尚未终结的诉讼,因新程序与旧事实可能无法相容,适用行为时法难免对旧事实造成影响,但这只是不真正溯及,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立法论上,除应明确行为时法原则外,由于法律的不真正溯及仍可能实质损害法不溯及既往背后的法安定性及信赖保护原则,立法者宜通过信赖利益保护理论,预先识别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继而选择适当的立法方案将此类例外纳入刑事诉讼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