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安全的法律问题研究——由日本福岛核泄漏带来的启示

日本福岛核泄漏引起了人们对核电安全的关注和反思,同时也为核电安全管理体制敲响了警钟。此次核泄漏暴露出了日本诸多如核电常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和方式滞后等核电安全法律规制问题;但其法律制度,监管体制等方面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因此我们应结合我国核电自身的发展状况、我国核电法律制度、监管体制以及核文化建设等自身特点,在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完善我国核电法律规制。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法律规制

生物多样性的遗传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等层次性特征要求其法律规制体系应更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同时,新时期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兼具自然资源保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等综合性目标,要求必须以总领性、宏观性的思路发展和完善法律规制体系。系统性法律规制因具有推动政治决策法律化、符合生物多样性层次性规制要求、实现公众利益和保障法律规制效率性优势而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选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法律规制包括了规制依据、规制主体、规制手段和规制对象等要素,可以此为逻辑起点,对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规制的现实问题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性法律规制的可行建议。     

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

现行法律体系下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规制缺位,造成实践应用缺乏法律价值指引,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与具体规制亟待明晰.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责任义务,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人格.但由于人工智能承担行为能力的后果有限,人工智能适用特殊的法律规范与侵权责任体系安排,其具有的法律人格是有限的法律人格,域外法律对此已有立法借鉴.为调整适应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的规制安排,必须明确人工智能归责原则,通过强制投保责任险、确立以人为本的监管体系、加速《人工智能发展法》立法等体系性安排促进人工智能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     

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法律规制

规制法治化是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必要前提,以事业法和反垄断法规制为其主要内容。事业法规制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制、价格规制、互联互通与接入费规制、禁止交叉补贴与普遍服务规制、不对称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涵盖在位生产者、潜在竞争者、交易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在内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反垄断法规制包括滥用网络优势行为规制、合并与拆分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规制、行政垄断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有限竞争自由→适度竞争自由→充分竞争自由”的发展。就法律位阶体系而言,反垄断法应为“基本法律”,而事业法为“非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应优于事业法。     

医院交易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研究——以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为背景

公立医疗体系事关全民健康安全,有"第二国防"之称.作为公立医疗体系的主体,我国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上是具有交易优势地位的,体现在与患者的交易中,往往凭借其交易优势地位,实施各种权利滥用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确有必要对这种交易优势地位进行调节和制约.从限制医院滥用交易优势地化着手,引入法律对其规制,继而研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法律如何规制和政府公权力如何干预医院滥用交易优势地位的行为.     

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法制保障——以中部发展为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从统揽全局的高度出发,通过建立健全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实现不同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如何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体系,这不仅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亦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众多方面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规制。本文拟以中部发展为视角,从法律规制角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希望对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的完善有所助益。     

《核安全法》背景下我国核损害赔偿制度立法研究

核工业是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对保持我国核大国地位,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核电工业的发展又面临着核损害事故的风险。因此,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对于核电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2018年起正式实施的《核安全法》对核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我国现行核损害赔偿制度依然不成体系,存在专门立法效力层级过低,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内容不够完善等问题。建立健全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有利于保障核电事业的健康发展,能够依法尽可能地补救损害所产生的后果,同时有助于完善我国核法律体系,更为适应核电"走出去"的新形势。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未来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要明确制度目标与宗旨,界定核损害的定义与范围,确立营运者严格责任制与唯一责任制,提高营运者责任限额并实行财务保证制度,建立健全核保险,确立并细化国家补充性赔偿责任。     

规制规制者：目标、职能与体系

本文界定了规制规制者的概念及特征,并从基本概念出发,首次提出了"规制规制者"的目标、职能与体系,尝试构建规制规制者的理论框架。规制规制者是对规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规制,规制规制者的目标是监督和规范规制者制定和执行规制政策的行为、促进和保证规制者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规制规制者的职能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职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运行构件由规制规制者主体、客体、中介以及规制规制者环境构成。规制规制者的目标与职能必须通过规制规制者体系构件的有效运行得以实现。     

网络不良信息的法律规制

网络不良信息是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但社会发展提供的各种的主客观条件不足以规制网络秩序的状况下产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法治体系的精神为网络不良信息的规制提供了很好的前景蓝图,即健全的法律体系才是规制网络不良信息的重要保障.因此,应当正视目前网络不良信息的法律规制存在的不足,采取有效对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起有关网络不良信息的正规法律规制体系.     

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构成现状

本论文首次将“规制规制者”体系的运行构件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与方法,以及制度环境的具体构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分析厘清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现状,有助于健全和完善规制规制者体系,提高规制效率。     

核安全独立监管的路径选择

提高核安全水平需要强化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核安全监管独立性的本质是核安全监管机构能够在不受其他主体的不当影响下就核安全相关问题做出决定,并有能力履行规定的核安全监管职责。核安全独立监管的法理基础是核安全问题的专业性要求、政监分离的原则和监管政策稳定性的需求。核安全监管机构根据其设置模式主要分为与传统行政部门合并的核安全监管机构、隶属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和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提高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需要制定核安全法明确其法律地位,规定其统一行使核安全监管权,并将其设为直属于国务院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或部门(委)以提高其行政级别。     

欧盟核安全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一直重视核安全立法,《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缔造了欧盟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框架,它在一个集中的监控系统下保证了欧盟核能的供应安全。欧盟在2011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加快推进核安全方面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进程,尤其在放射性废物和核废料安全、辐射防护基本安全方面都采取了最新的立法措施,确保欧盟核能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正常发展。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坚持国际核安全标准,加强核废料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立法,建立较为完善的核安全法律框架。     

美国联邦政府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管制度研究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最主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两国的煤矿安全状况却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煤炭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等因素之外,煤矿安全监管法治建设也是导致这一差异的重原因.美国煤矿安全生产立法经历多轮修订,不断纠正历次重大煤矿事故暴露出的监管缺陷,建立起独立高效的煤矿安全监管体系,完善煤矿安全监察和事故调查程序,优化了法律责任和执法机制.此外,煤矿安全监察员和煤矿从业人员的强制培训制度,也可以有效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监管对象的合规水平.而美国矿山安全和健康委员会独立负责的行政复议,有效保障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纠错和对相对人的救济功能.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论行政监管权与法治

行政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市场经济和现代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监管权力失灵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消极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消除,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a comparison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Japan and China

Following the Fukushima disaster in Japan in 2011, how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nuclear damage should be improved has obtained broad attentio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including liability rules, insurance an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does not only concern to what extent the victims can be sufficiently compensated, but is also relevant to create incentives for the nuclear industry to enhance safety. International compensation regimes for nuclear damage started to emerge since 1960s, but still fail to engage some (potentially) big “nuclear power” ones.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ystems are such ones which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until recently. This paper will, on the one hand, engage in a positive study by giv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 Japanese and the Chines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 a normative analysis by using economic criteria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s and formulate suggestions for reform.     

论政府监管权规范运行的制度完善--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对食品安全领域实施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并不能完全保证监管行为的公正性,特别是监管者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权力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肯定政府监管有助于抑制市场失灵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扩张、滥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必须在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激励监管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以保证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权力的规范运行。     

核电发展进程中的核安全监管立法问题之反思

福岛核泄漏事件,成为引发多国重估核能建设安全性的重要契机,各核工业发展大国重新审视自身的核电战略,审慎评估核电安全问题。同样,福岛核危机也在警示中国核能安全的问题,引发专家学者反思长期以来快速发展的核电事业背后被忽视的核安全隐患。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理性地看核安全,我们不但需要制定基本法,也需要修改或者增设配套的法律。     

论《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影响

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本文探讨新《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在监管体制、食品安全标准、免检制度、监管行为等几个方面的变化以及尚存在的问题。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policy, a case study: regulating safety and health at the workplace in Swed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the " technocratic " view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which sees the values of the personnel in "post-industrial" regulatory agenci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those policies. It takes an alternate position, which explain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as primarily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two major classes (capital and labor), and from the set of influences exerted on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by the instruments (e.g., parties, unions, trade organizations) of those classes. It shows how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ose classes in Sweden and their conflict in both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ies explains Swedish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better than a mere analysis of the regulators' views. And it concludes tha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in Sweden are not identical to those in the U.S.--as the " technocratic " theorists assume--but rather offer more protection to the workers than U.S. policies do. This situation is a result of labor having more power in Sweden than it has in the U.S. The different class formations and class behavior in the two societies are compare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omparison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are discussed.     

后危机时代“太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太大而不能倒"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其收益私人化与损失社会化的反差也助长和放大了道德风险,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定期性爆发埋下了伏笔。后危机时代,将"太大而不能倒"类机构纳入严格监管的范畴,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可期已成为宏观审慎监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虽然规模、关联性、可替代性已成为"太大而不能倒"机构识别的共识性标准,但是如何有效评估并配备相适的监管规则却仍是任重而道远。创新素来具有两面性,在制度取得突破的同时,如何防止公权膨胀对私权的进一步侵蚀与挤压也是当下不能不深察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