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础教育师资均衡的实现途径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每个公民起点公平的重要保障,而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资源的均衡无疑对于基础教育均衡起着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在基础教育师资均衡方面的经验,来探讨基础教育师资均衡的实现途径。     

“自治”与“管制”之间:“矫治”的界限与基准——以“房屋限购令”为切入点

"房屋限购令"对市场的干预在权力来源、行使方式、政策考量因素等方面存在与宪政原理、行政法原则相悖之处,其权力运行形式亦游离于行政立法的控权范围,跨越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界限。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矫治"限度在于市场基本经济规律的恪守与建立在基本权利划定基础上的权利尊重。市场财产权配置、权力与控权力的对比均衡度则应当成为政府是否越界干涉市场主体权利的两个判断基准。     

德国住宅产业政策法比较分析

产业法又可以称为产业政策法。产业政策本文通过对德国公共住房政策法的研究和分析,目的在于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对建立中国的公共住房政策立法提供参考。本文重点分析了德国公共住房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指出中国住宅产业政策法与德国住宅产业政策法的经济基础不同,以及中国住宅产业政策可以在立法、机构等方面可以改进的措施。     

基础教育资源不正当竞争探析

基础教育,涉及到每个公民的基本素养和生活品质,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基础教育的盛衰,取决于教育资源配置的状况。教育资源既包括教育资金、设施等硬件部分,也包括教育政策、师资、校园文化等软件部分。一般来说,物质决定精神,硬件资源决定软件资源。而教育资源则不然,教育政策决定着资金的投向、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的配置。教育政策的不当,导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正当竞争,造成了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必须强化国家对基础教育投资的责任、加大投资力度、创立公平公正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改革教育模式、规范资源配置行为、杜绝教育腐败,建立科学、和谐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新体系。     

从投入上消除义务教育公立重点校

在重点校政策的优待下,以前投入上的重点校已发展为今天结果上的重点校(优质学校)。消除结果上的校际差距不是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而只能通过投入上的调控来逐渐实现。判断一所重点校是否有违取消重点校的政策,关键是看它在投入上是否受到不合理的优待,并且对象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公立重点校。建立资金均衡投入标准、推进师资流动、彻底禁止择校是实现校际均衡的重要措施。     

新加坡公共住房产业政策法比较分析

产业法又可以称为产业政策法.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法的研究和分析,目的在于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对建立中国的公共住房政策立法提供参考.本文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公共住房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指出中国公共住房产业政策法与新加坡公共住房产业政策法的经济基础不同,以及中国公共住房产业政策在立法、机构等方面可以改进的措施.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二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我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机制的权衡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政策之间的权衡,认为二者各有优劣和特定的使用条件,不能单纯或绝对的只使用某一种财政政策,而应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具体需求适时调整,同时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政策的独立性。     

医事法律专业法律诊所教育研究

在医事法律实践教学中引入法律诊所教育,可以培养师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形成,加强医学与法学复合型人才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高校在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时,应针对我国目前"大法学"法律诊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机构、经费、师资、制度、案源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保障。     

对高校法制教育师资配置的再思考

实证的调查分析证明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基于自身的素质和优势,可以胜任法律基础教学。要想解决高校法制教育师资配置问题,应当在正确认识法律基础教学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发挥好现有的人才资源优势,对广大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刑事政策视野内刑罚轻重均衡实证研究

刑罚轻重均衡是刑罚在刑事政策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惯性思维中,刑罚轻重均衡往往过多强调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刑人刑罚轻重主观均衡的存在与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刑罚轻重均衡并非因刑罚主体的单方运行而形成预期效果.所以,在我国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客观认识刑罚轻重均衡的性质,突出刑罚轻重均衡的效果,在刑罚轻重的客观均衡与主观均衡的冲突中调整刑罚轻重配置与指向.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如今 ,犯罪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①,刑事政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日益显著。作为一门建立在犯罪学的科学基础之上、介于政治学与法学之间的决策科学 ,刑事政策学研究国家和社会对犯罪现象给予惩治的惩罚权来源的正当性、配置的科学性、行使的合法性与目的的合理性 ,而其中又以惩罚权配置的科学性为核心 ②。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刑事政策学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等认识不一 ,但是仍就刑事政策学的决策科学性质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刑事政策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费尔巴哈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早在 19世纪初就指出 ,刑事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

朱镕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当前扩大内需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这项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已发挥了重要作用。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通过变动财政收入和支出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总和。财政政策可采取赤字财政、盈余财政和平衡财政等三种形式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这三种形式,也可依次称为扩张型财政政策、紧缩型财政政策和平衡型财政政策。 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质上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的扩张型财政政…     

刑事政策视野内刑罚轻重均衡实证研究

刑罚轻重均衡是刑罚在刊事政策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惯性思维中，刑罚轻重均衡往往过多强调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刑人刑罚轻重主观均衡的存在与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刑罚轻重均衡并非因刑罚主体的单方运行而形成预期效果。昕以，在我国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客观认识刑罚轻重均衡的性质，突出刑罚轻重均衡的效果，在刑罚轻重的客观均衡与主观均衡的冲突中调整刑罚轻重配置与指向。     

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作为最直接地保证刑法正当性的罪刑均衡 ,刑事立法对其具有首要的实现功能。其中刑法总则通过刑种设置、配刑制度和配刑情节的建构提供罪刑均衡的个别化标准 ,分则通过罪质的确认和法定刑配置提供罪刑均衡的一般化标准 ,而法定刑攀比通过“刑”与“刑”的均衡来实现整个罪行关系的均衡 ;同时 ,刑法为更好地实现罪刑均衡需要在立法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之间寻找平衡。以这些论点为前提 ,本文考察和评价了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论任意侦查标准之构建

如何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是侦查研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任意侦查原则与强制侦查法定主义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有关任意侦查的界限与标准,在日本学界先后存在"有形力说"、"侵犯权益说"、"综合判断说"等不同观点,美国经同意搜查规则中对"同意"的认定则为日本诸种学说有益的补充。对于任意侦查的界限与标准应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新疆高校民语言班级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现状与对策——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

提高和改进民语言班级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教育效果,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同"意义深远。本文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梳理新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现状,分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制度金融学范式下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的制度构建路径

分析范式属于认识论问题,着眼于对现有制度规范的评价。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存在制度边界模糊、概念体系混乱、权力行使无序等问题,应构建统一的制度范式,对现有规范重新评价整合。制度金融学的逻辑起点是将效率标准和制度选择绩效定位于真实的金融世界,强调金融制度的有机性和制度内部个体与总体加总的"涌现特征",从而实现由"私均衡"到"公均衡"的制度转向。因此,在制度金融学下寻求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的制度范式,应是可行的途径。     

财政政策与财政法

近年来,在我国财政领域,财政政策增长很快,但财政法律却没有相应地增长。财政政策的增长可以从权利增长、风险社会等角度得到解释,但财政立法的停滞只能从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经典计划经济体制的家长制等方面进行解释。财政领域＂政策繁多而法律稀缺＂的弊端是很多的,它不但导致了政策的效力递减甚至失效,解决不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人们法律意识和价值观的扭曲。因此,加强、加快财政立法,哪怕是先出台不完善、不成熟的财政立法,也胜于财政立法的缺位。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财政权的分权和制衡,是我国财政法治建设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