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防原则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预防原则是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之一,在不同国家的食品安全立法中表现为基本原则、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方法。科学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的前提;根据风险预防原则采取措施要符合比例原则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后续的定期审查考核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必要性。食品安全准入制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将预防原则落实为具体的规制制度。     

论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要件——以国际环境法为背景

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在许多国际环境协定中得到了直接的规定或间接的反映。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要件:1.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条件,包括风险阀值和科学不确定性的确定;2.依据风险预防原则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需遵循的要件,包括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3.执行风险预防措施的过程中需遵循的要件,包括对措施的后期审查及相关科学信息的收集。     

成本效益分析：立法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桥梁

在立法活动中应当引入成本效益观，立法决策时就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对每一项制度设置都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立法决策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桥梁。只有当效益大于成本时，立法才有必要，制度设置才会可行。立法活动中注重公平、公开的同时，也应十分关注立法产生的效益。     

论工资集体协商中的政府责任

工资集体协商中政府责任担当的合法性依据何在，具有怎样的法律属性和内容，边界在哪里，运作原则是什么，这一系列法理追问在当下国内学术研讨中尚未得到充分回应。从本体意义上讲，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二元分化、冲突与平衡，为政府责任担当提供了法理基础；从内在属性上看，通过工资集体协商表现出来的集体缔约权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属性，与此相对应的政府责任便具有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的双重内容；从契约自由的历史演进来看，作为工资集体协商结果的集体合同可以被认为是对普通劳动合同完成否定之否定后的产物，政府的介入在二次否定中发挥了必要的创新功能，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契约自由的法权要求范围内；从实现路径上看，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责任担当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在有为与无为、目的与手段、成本与效益、刚性与弹性的二元架构中具体展开。     

政府对科技风险的预防职责及决策规范——以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规制为例

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商业化应用带来了巨大收益,但其对公众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亦引发了公众的疑虑。由于科学数据与经验证据尚需积累,这类新兴科技的长期影响究竟如何尚缺乏确定的结论。在此情况下,政府一方面应当基于谨慎预防原则,对风险承受者之法益予以充分考虑,以免人民无助地暴露于科技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也应当规范决策程序,防止不必要的规制阻碍技术创新。为此,应当通过决策程序的规范,促进各方主体围绕不确定的问题有效商谈,尽可能利用现有知识,并促成相关研究逐步消除不确定性,提升相关决策的理性水平。     

刑罚预期成本略论

市场经济是以效益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它决定市场经济刑罚观必然包含效益观。效益应当成为衡量市场经济刑罚体系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价值标准。刑罚效益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效益，是指立法者应用最经济的刑罚成本最有效地达到刑罚目的，使社会因犯罪遭受损失最小化，因而刑罚效益仍然是成本──收益的分析。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效益的含义是从一给定的成本投入量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小的成本资源消耗取得同样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从刑罚体系的构造及刑罚执行等一系列过程考察刑罚效益，刑罚实质都是以成本资源…     

药品缺陷的法律分析

药品缺陷认定标准应当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予以区分,处方药缺陷判断标准可以是以医师的预期为基础,兼进行药品成本效益分析;而非处方药判别标准可以采消费者期待标准.由于药品具有风险不可避免的特质,药品的缺陷除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说明缺陷外,还有观察缺陷,其判断方法各不相同.     

行政黑名单制度功能的重新定位

行政黑名单制度具有失信惩戒和风险预防双重功能。而目前的行政黑名单制度以失信惩戒为主,导致失信惩戒功能对风险预防功能的挤压,行政黑名单制度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叠,行政黑名单制度设计预期的落空,以及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侵害。风险预防功能与失信惩戒功能在规制目的、规制地位、正当性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基于“信用”的风险工具属性、“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以及风险预防功能的独立性等理据,行政黑名单制度应当转向风险预防定位,并需在列入程序、跨领域参考、合比例衡量、修复标准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完善。     

刑罚预期成本略论

市场经济是以效益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它决定市场经济刑罚观必然包含效益观。效益应当成为衡量市场经济刑罚体系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价值标准。刑罚效益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效益,指立法者应用最经济的刑罚成本最有效地达到刑罚目的,使社会因犯罪遭受损失最小化,因而刑罚效益仍然是成本——收益的分析。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效益的含义是从一给定的成本投入量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小的成     

犯罪成本与重新犯罪心理

文章通过对犯罪直接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成本与重新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进行实证性研究得出，在三类犯罪成本中，犯罪风险成本对重新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最大。风险本身的存在就说明犯罪不可能被完全消灭，政府在制定相关的刑事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成本收益原则，提高犯罪风险成本，将犯罪控制在一种有限的范围和数量以内，这也是政府在打击和预防犯罪方面较为合理的政策目标。     

食品安全风险属性的双重性及对监管法制改革之寓意

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立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论产品设计缺陷及其判定

现阶段，我国有关产品设计缺陷的案件逐渐增多，并成为判断产品责任的疑难问题。针对产品设计缺陷案件，应当适用过失责任原则，以改变产品责任一律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局面。我国现行法规定的不合理危险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足以适应产品设计缺陷案件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欠缺说服力，可以借鉴“风险—效用”标准予以完善。在运用“风险—效用”规则时，受害人原则上应该提供缺陷产品的“替代性设计”，并由法院对该替代设计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予以权衡，以此作为认定产品设计是否具有“不合理危险”的具体标准。     

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

法律经济学派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法学领域,法律在追求自由、正义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法的效益价值。本文分析了法律经济学中成本效益的相关理论,法律运行中成本效益的内涵,考察了我国的立法现状。最后指出成本效益分析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法学领域中的局限性,立法成本应当以最合理而不是最小的投入来衡量,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的正义价值应当始终优位于效益价值。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问题之法经济学研究

自动驾驶汽车的科技创新虽然推动车路协同的智能交通建设,但在实践中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认定困难,使自动驾驶机动车使用人、行人及非机动车等主体权益的保障力度弱化。着重强调科技创新是国际博弈策略优化选择的同时,理应前瞻性的对附之法律风险提出应对之策,并探索法经济学理论下新路径。以汉德公式为主要经济模型,深入分析驾驶人、产品责任等主体采取预防措施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经过数据衡量对比,可以发现产品责任主体是增加预防措施以达到有效预防水平的最佳主体,应当严格其可确保系统安全之义务。从车辆接管和设计运行范围路径着手,判断驾驶人是否为最终责任承担主体时,不以操作规范为标准,而是权衡预防成本、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以确定其是否适当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调整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具有经济合理性。暂不赋予自动驾驶系统法律人格,符合降低法律实施成本以及我国国情之要求。以强制性规定伦理算法输出为配套,可使产品责任主体在完美信息博弈中作出最优策略,实现事故发生成本最小化。     

何为禽流感中扑杀行为的“合理”补偿——兼论风险规制与行政补偿标准的新发展

禽流感事件发生后,各地政府对疫区禽类实施扑杀,并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3条中的"合理补偿"对禽主实施补偿。实践中,"合理补偿"多被解读为"相当补偿",这与行政补偿的一般做法相一致。然而,基于扑杀行为对于公共利益影响方式和程度上的特殊性,扑杀补偿中的"合理补偿"应为"完全补偿"。风险社会中当风险自担原则被公共选择所替代时,政府应就其风险预防行为承担损失补偿责任,而该补偿行为也能作为政府规制工具对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设计补偿标准时应以风险预防原则取代比例原则。     

见义勇为的合法性分析及风险责任承担

基于见义勇为的正当性评价、权利属性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在明确见义勇为的风险责任承担要件、承担原则、承担方式等基础上,侵害人、受益人、国家有关机构、社区组织应共同承担见义勇为的风险责任。     

风险行政的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不同于危险防御,其适用于科学上不确定的风险行政领域,在我国具有法律原则的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保护基本权利,国家可以根据预防原则设计风险预防机制,并在特定条件下采取一定的风险预防措施。但因为风险的不确定性,国家在采取风险预防措施时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也容易侵害经营自由、科研自由或引发贸易纠纷。故而,如果某产品有潜在的负面效果,经风险评估判明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方可决定采取风险预防措施。在采取措施时,国家应当遵守比例原则、平等对待原则等要求,应当说明理由,保障公众的参与机会,并根据情况变化在事后进行评估与调整,以提高措施的可接受性、充实风险信息。在风险预防措施的合法性引起争讼时,因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难以适用客观性举证责任,应由双方主体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举证说明,以帮助法院解明案情,适时作出裁判。     

司法资源配置的成本分析——从审判管理的径路切入

司法活动是受到成本与效益原则支配的经济活动.在成本效益原则的指导下,当事人和法院都希望降低诉讼成本,并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在我国现阶段,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就是要求降低个案的处理成本.成本效益原则要求,在理念层面上,需要改变对司法公正与司法成本关系的认识;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更加便利当事人提起诉讼;改变"真实主义"的诉讼价值观;保障诉讼的效率等.在制度层面上,则需要根据上述观念重新设计我们的程序和审判管理制度.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中服务提供者过错的认定——以“现有技术水平”为标准

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出发，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致害的侵权责任采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时，应当以现有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标准，现有技术水平需要考虑时间维度、行业维度和地域维度。在按照现有技术标准认定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时，应当考虑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输入信息的真实性、输出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服务提供者违反个人信息安全保证义务等方面，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是否尽到了采取了必要措施的义务，是否尽到了预防和防范的义务，从而认定其是否具有过错。同时，考虑到现有技术条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应当对服务提供者变通适用通知规则。     

我国环境保护中风险预防原则的缺失及完善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在环境领域,科技发展的并发症已经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而难以回复,而潜在的环境风险则使人们感到害怕而又无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风险预防原则应运而生.本文通过研究外国环境法中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分析了我国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