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哲学追问--"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

文章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光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最早把中国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相依托.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中国化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性和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它来自实践还需要再回到实践中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和适宜土壤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理论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而非机械相加、生搬硬套,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但这个过程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不断克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种种矛盾、差异和不协调.     

"列宁主义"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形成于不同时间、地点,基于不同世情与国情的两个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新贡献在于探索落后国家如何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可以给列宁主义以新的定义,即:列宁主义是列宁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纵观列宁一生所做的主要大事以及他的思想体系,既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是"与"得",也有照搬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之"非"与"失",总的看来,是多于非,得大于失.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论"的教学方法论思考

文章从方法论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改革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强调把握狭义马克思主义与广义马克思主义的张力,在讲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讲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教学重点,并据此讲授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三是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的不同层次、内在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等维度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首先要把握其学科内涵,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方向,使研究方向既符合学科范畴的要求,又体现学科点的特色.学科建设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导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建设、学术交流建设、培养制度建设等内容.同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取得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整体性与分科性的关系.     

"中国化"与"还原化"之间——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兴盛发展,与其成功地中国化密切相关.从外在的历史旁证和内在的理论根据两个角度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复杂性做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逐步前进的.因此,其中国化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而不是单向的、简单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化"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而"还原化"的面向则相对示弱,但是,"还原化"思潮必然会反复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     

"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研究综述

一、"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伟大创新 著名学者戴舟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是一次新的伟大创新.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 "领导权"概念探析

"后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入手,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层面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话语分析,突出强调了争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策略".但是建立在话语分析基础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争取"领导权"策略,由于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只能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构想.     

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实践"三个代表"

是否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哀成败.要真正实践"三个代表",必须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继承发扬这种学风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当前,在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实践"三个代表"时,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内涵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科学论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用"与时俱进"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并赋予"与时俱进"崭新的哲学内涵,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与时俱进"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特征.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内涵·价值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主观条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主旨和精髓的认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坚持和发展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