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长期以来被忽视了？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即批判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错误和调整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一直是学者们叙述遵义会议内容的主要方面,而事实上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在整个会议中也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却长期被忽视了,鲜为人知。这是因为这项议程的决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后来改变了原来做出的决定,因此许多中共党史论著都对它略而不提。但这样就不能原本地反映史实,不能正确叙述遵义会议的议程和决议。     

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作用--兼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既定议程，纠正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统治，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调整了红军战略方针，整编精简了中央红军，部署了全国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主要任务和斗争方式，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不宜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论据

理论界有一种传统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85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原始文献明确记载着遵义会议所做出的组织调整决定是:在党中央领导方面,“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在军事领导方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说明,就遵义会议本身而言,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于是,近些年来很多党史论著又提出,1935年3月11日在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并以此为论据,来说明这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领导学角度看遵义会议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确立

2013年5月，我参加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学党史重走长征路”活动，到贵州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等。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此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在这之中，毛泽东把自己正确的主张转化为党和军队的实际行动，使遵义会议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从领导学看，一种正确的主张要被领导层所普遍接受，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正确主张提出者不是处于主要领导地位，更不容易。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做到了这一点。本文试图从领导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发生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黔北小城遵义秘密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朱德未参加新“三人团“原因探析

在长征途中,为了集中指挥军事,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而当时身为红军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上决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朱德却未进“三人团”,原因何在?以前尚未见有关解释,本文试就此予以探析。 军事斗争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在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高度集权。而遵义会议     

猴场会议体现遵义会议精神内涵

<正>猴场会议召开于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是遵义会议的前夜,会议内容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内涵,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此时李德等再三提出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危急关头于贵州境内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2月31日下午开到次日凌晨并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该《决定》重申和坚持了黎平会议所制定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肯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进军方向和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     

遵义会议获得共产国际首肯经过

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从李德回忆透露的细节可以肯定,当年中央决定长征和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知情。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

探讨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可以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时期"两个概念,即从遵义会议本身和从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及其决议的最后通过乃至下发、传达与贯彻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遵义会议本身虽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但是,在贯彻和运用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领导各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并取得长征胜利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挑战、维护全党与全军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中,在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并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不仅是这段历史亲历者的共识,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兼与周宁同志商榷

(一)关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多年来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均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进行叙述,即主观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是“主要原因”,客观上敌人力量的强大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这似乎未见     

张闻天遵义会议如是说的背景真相

<正>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会后不久,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是,张闻天为什么如此评价遵义会议呢?这到底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真相呢?     

红花与绿叶——遵义会议与其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正>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对其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很少提及。事实上,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许多重要会议,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就遵义会议前言,最早的通道会议,     

遵义会议：“前奏”与“尾声”

<正>在人们的想象中,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临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立即贯彻执行决议,诸事完成,一帆风顺。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遵义会议如同一首宏大的交响乐,有它的“前奏”和”尾声”。“前奏”,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了充分铺垫；“尾声”,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后续工作。如果没有“前奏”和“尾声”,遵义会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核心领导地位的确定

1935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且稳固。笔者经过多种文献资料的查阅,从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首要人选、政治决策、军事指挥、政治指导思想以及领导集体等诸多方面,分析毛泽东如何在遵义会议中确认核心领导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探讨

遵义会议只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开始,在遵义会议及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住并不完全稳固;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并不是主要负责人,还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从当时的客观实际看,也很难实现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在遵义会议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全党全军全方位的领导。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自觉遵循遵义会议确立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纪念遵义会议70周年

今年 1月是遵义会议 70周年纪念日。 70年前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70年后的今天 ,认真学习研究遵义会议确立的思想路线 ,对于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70年前 ,中国革命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 ,葬送了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 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 ,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坚决结…     

从遵义到会理——《张闻天传》片断

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的决定,除了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军事领导权的变换。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虽然其间不无小的曲折,但总的说来,从遵义会议起,中经二占遵义,四渡赤水,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由确立而稳固,经过会理会议最终得到完全巩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时常委共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但还没有正式决定参加军事领导。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月18日,在遵义又接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     

邓小平论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十四中会会通过的《决定人在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时指出：“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内容。学习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贯彻落实《决定》，具有极其深刻的启发作用和重大的指导意义。“制度是决定因素”。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卜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时，邓小平主张，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主席要负主要责任。“单单讲毛泽乐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①本来，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伟大胜利

正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从这首朱德发表的《遵义会议诗》中,可以看出遵义和遵义会议在老一辈革命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很快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于1936年10月实现胜利大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前举行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探讨

一提起遵义会议,几乎谁都知道,它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二者之间能不能划上等号?在对遵义会议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此产生了怀疑。许多迹象表明,党中央进入遵义后,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可能先举行过政治局会议。过去即有对此猜测者,但至今未见有人专作研究。本文拟对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踪迹进行探寻,就教于中共党史学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