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探索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浙江省在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摸索出了许多丰富的实践样板，如创建党建示范带、编织党建共建网、打造网格化小组、构建智慧服务圈等内容。这些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互联互通、共享共创的特点，以“互联共享”为特色的浙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形成，该模式的具体实践路径包括：树立“协同共享”的理念意识、发挥“大党建”的格局引领、建构“网格化”的治理模式、依托“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借鉴浙江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重点要发挥共建合力、推动责任落实、彰显区域特色、借助网络技术。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孙中山“心理建设”中的中国元素——浅论孙中山对传统心学的传承与创新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号召，并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与蓝图。民国初年，他撰写《建国方略》，勾勒了一个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系统的系统建设工程，展示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其建设规划既有国际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的经验，又蕴含中国元素。本文仅剖析其中“心理建设”的丰富内涵，透视它与中国心学的渊源关系，并揭示其现代意义，以此作为对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纪念。     

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学理及其新时期乡建启示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却鲜为学界所深入了解认知。基于史实梳理和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乡建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民国社会学家学术思想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一个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维度切入，提供了若干服务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制问题有大量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我们当下研究民主问题要以此为理论指导，毋需“言必称希腊”从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找言论依据。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足以成为现今发展人民民主的宝贵借鉴；“始终高扬”的“始终”，应把无法无天的“左”的时期和“文革”时期排除在外。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一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坚决否弃“宪政”思维。当下在民主问题上还存在种种模糊观念，亟需作出回应，进行必要的辨析，以正视听。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探讨

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范式构建“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框架,从历时向度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输入、输出、价值回归及其内在规律。梳理“全面二孩”政策过程发现：“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受“‘全面二孩’何以被政府关注”的问题源流、“政策合法性依据及政治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政策源流及公意、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主体促成的政治源流等三大源流的影响,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政策之窗”实现耦合,“全面二孩”时代由此开启。多源流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建构模式的探讨,力图在厘清“全面二孩”政策嬗变逻辑、凸显政策选择的价值规律及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进行有力阐释。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需求、天性与产业发展 ——来自亚当·斯密的启示

亚当·斯密的产业发展思想鲜为人知。在《国富论》第三篇中的“财富的自然发展”部分的论述中隐含了其关于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的思想。通过文本解读的视角，可以对这一思想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可从斯密提及的“需要”和“天性”两角度切入。“财富的自然发展”既能够逐步实现人的多层次需求，同时又能够符合人的趋利避害和追求自由的天性，从而实现人的幸福。另一方面，斯密提到的财富发展的“非自然”历史事实，利于我们从反面来理解财富的自然发展。斯密的这一思想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揭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召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践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再出发,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极不平凡的进程中,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构成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接续,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形成体现了党中央的经验成果转化能力,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形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以新布局、新部署、新理念、新聚焦、新思维为特征的治国理政创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十九大：新时代 新思想 新发展 新舞台

对于党的十九大重大意义的认识，可以从“新时代、新思想、新发展、新舞台”这四个“新”的角度加以展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客观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既有坚持和拓展的贡献，也有新的规范和调整的功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已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走向国际舞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湛氏家训》的亮点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素重家庭、家教、家风,其中家训是家教的课本,是家庭管理的条规。湛若水晚年,撰写了《湛氏家训》,从宇宙观高度去揭示家与国,以及家庭内在的关系,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具体的训规。其亮点有五,即以“一体”作为家庭建设的核心理念;以“爱”作为维系家的情感纽带;突出“明礼”,树立讲礼仪的好家风;突出“节戒”与“勤励”,树立勤俭的好家风;突出“恤孤”与“助贫”,树立乐善的好家风等,都值得今人学习与借鉴。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党法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观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法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党法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法治思想的主要区别。从理论上澄清“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败。破除意识形态化的西方“法治”,立足于中国五千年的治理传统和近代以来的经验教训,才能理解“党法统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基本观点的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和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庄严宣告，其首要的依据，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实力逆转的主因；而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种变化又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所以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意义

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列宁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陈云“十五字诀”的哲学意蕴

“十五字诀”是陈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切身体会，其思想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哲学著作。陈云“十五字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现实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陈云“十五字诀”有利于加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民主的作风。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