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揭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召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践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再出发,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极不平凡的进程中,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构成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接续,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形成体现了党中央的经验成果转化能力,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形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以新布局、新部署、新理念、新聚焦、新思维为特征的治国理政创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习近平“两山”论创新性及其现代化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中创立了内容丰富和极具创新性的“两山”论。“两山”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确立了绿色生产力、绿色财富生产、绿色财富效率生产、绿色社会再生产、自觉自为绿色发展新理念;正确把握绿色现代化发展规律,创新绿色发展、绿色现代化、现代化绿色跨越战略;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绿色强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新方略。     

论“三严三实”的实践价值、理论意蕴和现实环境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既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与深化,也是改善党内政治生态、提高执政党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推动党风建设,贯彻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的重要举措。目前,尽管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还存在着一些消极现象,但是,在现实环境中,有着更多的有利因素。党员干部践行“三严三实”,这既是自身的改造,也是对社会环境的净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辩证法解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产物,充溢着唯物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按照习近平的论述,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尤其重要的是：增强问题意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树立协调观念,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抓住主要矛盾,取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实行破旧立新,形成合乎时宜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毛泽东视域中“脑体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形塑,使毛泽东关于“脑体合一”思想经历“格式塔”式转换,实现了由原先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构架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展开解读的质性跃迁。马克思主义“脑体合一”思想是基于未来理想社会存在状态理论预设,从根本上关涉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工问题。但是,毛泽东更加侧重于强调在趋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发挥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双向作用,主张建立“脑体合一”的理想状态,这是其思想一大显著特点。     

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体现了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的统一,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统一。理解这一命题,必须始终围绕“改革”的时代语境,从“人民主体”的基本内涵入手,分析人民在改革进程中担当主体角色的理论基础。当前,人民作为改革主体的真实性面临着主体权利被僭越、改革利益受损害、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能动性不均衡等现实挑战。落实“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应该从强化人民主体参与意识、建立改革利益公众分享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来确保人民真正发挥改革主体作用。     

沿海发达地区城郊“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以鄞州区DN社区为例

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则以有序实现市民化为首要任务。以沿海发达地区鄞州DN社区为例，对城郊“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现状、困境进行深入分析，为推进“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提供思路。     

“兢兢无负其本心”——蕺山后学祝渊的思想世界

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及门弟子祝渊,以孝义为则,以“兢兢无负其本心”为为学大旨。祝渊“本心”之学上承蕺山思想,为学重当下高识解悟,为人重笃行持守,其短暂的生命历程,进一步凸显了蕺山学派师弟子“学行一统、德业双修”的精神品质。     

习近平“党建十喻”与新形势下党的自我革新

“党建十喻”是习近平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以比喻的方式先后提出的十个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论断。“党建十喻”内容丰富而深刻,它强调共产党人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要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干事业,要拒腐防变并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它内涵丰富、结构严密而又直面现实,是我国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思想。它有利于强化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有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也有利于党员和党组织纠错自新,因此它对于党的自我革新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用“党建十喻”推进党的灵魂净化、党的形象革新、党的制度革新和党的气质革新。     

我国农村“伪低保”现象的成因与治理

研究我国农村“伪低保”现象的成因与治理，须从基层行政人员和“伪低保户”两个主体出发，探究其内在原因：一方面是在程序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力任性与对效率的偏离，不利于合作共识的达成，也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是自利导向的身份选择与个人道德自律的缺位，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被个体性欲望所侵蚀。因此，基于共享理念，需要通过程序上的正义来唤醒基层行政人员的乐善好施与责任感，保证基层的分配正义；积极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村民民主参与的互动性，通过提高权利意识来促进精准扶贫。     

文化自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要维度

邓小平的“四有”新人思想、“四化”干部队伍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落实到人化和化人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对人外在的生活世界即人文环境的观照;后者是指对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即自由本性的提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在根本上表征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丰富与发展的这一伟大历程之中逐渐呈现出具有中国国情特点的、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能够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存在形态。     

论强化“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政治功能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主要有政治引领、把握方向;维护权益、协调关系;凝心聚力、推动发展;从严治党、提供保障等几个方面。从总体来看,“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功能,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要探究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     

多维视野中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奉行既不同于左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流行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第三条道路”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左翼力量为重新自我界定和超越传统政治认同模式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探索和尝试。“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它并不能消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制度危机。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