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其供给效率

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的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村运动中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其主要特点是：从供给主体来看，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多元化的；在供给方式上，政府直接供给的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和居民合作供给机制；从供给的依据来看，公民的公共产品显示偏好成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决策机制上，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保证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供需均衡；在供给内容上，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适应了农民需求。这一机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率。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面临效率悖论、公共精神沦丧和公众价值边缘化等问题。根据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可以从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机制、绩效问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来创新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借鉴——基于多中心治理机制的探讨

本文从多中心治理机制出发,总结了发达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经验：首先表现为完善的地方治理法治体系,构建起公平的供给规则和制度规范;其次是政府的大力投入,兼与多元的供给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再次是“造村运动”与“造人运动”协力推进,加上完善的监督制度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治理提供必要的保障。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实际,针对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差距,提供了一些改善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民自己为自己提供公共产品制度安排,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致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因此,根据我国农村实际,创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目标的实现.     

拉美国家公用事业市场化过程中的亲贫规制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开始了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全面改革，加快了市场化的进程。特别是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加快了私有化的进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其中公用事业市场化就是改革的重要部分。拉美国家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将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政府供给转变为由私人企业提供，形成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成为影响消费者和财富分配的直接方式，这种方式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行财政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束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自上而下特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单一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相关政策建议。     

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建议

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立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需要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职责,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与供给方式,加强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权,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与约束机制.     

经济转型中的南京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探析

南京经济转型对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明确的要求：一是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二是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但是，“城乡分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不对称等诸多因素，致使南京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逐步优化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结构和集体资金管理体制；将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责任与建立多元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相结合；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避免政府行为短期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路径依赖分析

农业税取消前，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形成了城乡不同的二元供给结构，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国家通过政府税收来负担其成本；而农民一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成本分摊者。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根源，在于使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真正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认为,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单一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制度根源,要摆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必须实行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与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