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下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遵循

“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概括和延伸。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营造安全、稳定、和谐、共享的社会环境，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权责界定和协同合作等方式，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情感联合体、利益联合体和命运联合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种更加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个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有助于凝聚人心，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国家安全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国家安全的系统工程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中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保证作用,为自下而上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夯实方向指引、活力之基、稳定之源;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着力突出人民群众的参与,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坚持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依靠专业社会组织的全过程嵌入,实现精细化治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其有助于及时发现安全风险点,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总的来看,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讲求合作的“协同治理”、讲求高效的“敏捷治理”以及讲求覆盖全局的“整体性治理”。在“三治”合一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构建,也为国家安全夯实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双重危机下全球治理变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意味着国际格局在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在变，科技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变，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变。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因为主体参与不足、治理理念分歧、多元主体冲突等，面临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因为治理效用赤字、治理制度失灵与滞后等，出现了有效性危机。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倡导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供全球治理变革的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目标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打造多边主义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实践平台。     

着力构建"两全治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北京市朝阳区依托区、街乡、社区(村)三级党组织和相应的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从纵向嵌入赋权服务群众和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两个维度入手,把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构建了全区域统筹、全领域协同的“两全治理”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背景、挑战与举措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共同体精神缺失等挑战。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等原则,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发展完善社会组织、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培育共同体精神。     

社会治理共同体演进的三重逻辑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探索与突破。利益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构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演进的三重逻辑。利益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物质基础;制度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根本保障;价值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多元利益的协调共生、制度的规范运行和价值的共识凝聚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最终目标在于超越"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同体"。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加快推进长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探析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新战略部署,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路径。针对长春市域社会治理布局、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坚持高位统筹,完善机制,打出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组合拳”;构建体现长春特点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新时代长春社会治理品牌;发挥治理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补齐短板,深入推进平安长春建设。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青城路径”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升党的城市工作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我区各地结合市域实际积极创新实践,摸索出一系列“党建+”社会治理的模式。比如,呼和浩特市坚持各领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全区域推进,积极推动城市基层各领域党建融合、资源共享,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我们探索了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青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及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和文化传承的冲击与回应，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内容：共同建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美好社会，实现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同治理，完善制度，保障治理成果的共享和“四化”治理目标的实现，良法善治，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加强和创新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思想指南，是从上而下的管理格局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的需要，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升华。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极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新命题，亟待学界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并用以指导实践。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体系现代化。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融合“结构―主体”二元视角，主张从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出发考察社会结构，这为我们理解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提供重要启发。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横向的系统结构和纵向的层次结构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体系中，“人”是核心要素。结合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要遵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重维度，朝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极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新命题，亟待学界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并用以指导实践。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体系现代化。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融合“结构―主体”二元视角，主张从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出发考察社会结构，这为我们理解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提供重要启发。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横向的系统结构和纵向的层次结构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体系中，“人”是核心要素。结合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要遵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重维度，朝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