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流域跨区水污染经济补偿机制

构建流域跨区水污染经济补偿机制,是流域水污染治理外部成本内在化的客观要求,是保障流域下游地区政府环境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生态环境行政区分包治理的重要举措。现阶段我国流域跨区水污染经济补偿应当以行政区交界断面水质是否超过Ⅲ类为依据,以下游地区治理超标水质成本为标准。流域跨区水污染经济补偿机制主要包括区际协调机制、污染损失评估机制、补偿资金的筹集机制和水污染应急处理机制等。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德治科层与超越科层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经验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区别于建基于法理性权威基础之上的科层制理想，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以“科层为体”的法治基础建构和“德治为用”的权威治理协调机制，构成了德治科层的本土类型，实现了大国治理传统和科层制经验的融合与转型。近年来，由于缺乏对德治科层现实情境的认识，在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出现了科层理性扩张和德治权威消减等现象，造成了形式主义、基层负担过重等问题。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注重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在治理精细化的同时充分发挥德治权威在大国治理中的积极意义，保持科层治理的规范性、灵活性和整体性优势。     

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进程研究述评

八十年代开启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进程以来，学界对于群众路线的实践制度化与否充满了争论。文章通过对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种不同观点的梳理，指出群众路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兼具科层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混合治理体制与机制。纯粹的群众路线制度化的推进，实际上使群众路线面临着科层体系内部的技术治理空隙，以及被官僚体系吸纳后脱离群众的双重困境。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整合机制研究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解决公共资源问题的新模式,然而其治理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资源乃至权力与组织等要素的整合程度.良好的整合机制,有利于减少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实现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整体效应.因此,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必须做到在资源整合与权力整合的基础之上实现组织的整合.     

大理：治理“两污”净化母亲湖

洱海清,大理兴。近年来,大理州积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洱海保护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特别是2009年以来,该州创新投融资机制,以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削减污染物产生总量为目标,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和技术,加强洱海流域污水和污物治理（以下简称“两污”治理）,形成了一整套覆盖城市和农村“两污”治理的办法和措施。     

水资源整体性治理:国际经验与启示

水资源整体性治理已成为当前国际水资源管理的一种主流趋势。美国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法国的混合型网络治理模式和欧盟的综合性流域治理模式等各具特色,也为我国水资源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参考和启发。总结并借鉴国际水资源整体性治理的宝贵经验,有助于我国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城乡基层联动治理的实践形态、运作过程与治理逻辑——以上海X区“大联动”为例

基层联动治理强调以政府为核心,在不打破现有行政组织架构、管理隶属关系和职能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运用、流程优化等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机制,以克服科层管理下条块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管理碎片化等缺陷。基层联动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实现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服务转变,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性治理转型。但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基层联动治理并未完全摆脱全能主义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其创新大多还是仅限于政府管理流程和技术优化层面,并未涉及到对基层治理的条块结构、职责分工体系、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的重构,仍需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体制法治化进程,厘清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积极构筑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健全问责机制: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健全问责机制: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优化股权结构是推进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

塑造人格化大股东 ,以中间型股权结构为目标从制度上优化股权结构 ,建立少数大股东联盟治理的公司治理机制 ,是我国国企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而培育人格化的更趋理性和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大股东是优化股权结构、形成少数大股东联盟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前提。就我国而言 ,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当而且有能力成为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的主要力量。     

论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

网络的发展优化了政治信息的传导系统和反馈系统,并加强了政治参与领域的双向互动性,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性和导向性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整体特点和实践类型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原则有党性原则、法治原则、包容原则和引导原则,其创新机制主要包括:完善民意表达的社会化机制、加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民主化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的有序化机制和健全网络平台的管理机制。     

优化股权结构是推进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

塑造人格化大股东,以中间型股权结构为目标从制度上优化股权结构,建立少数大股东联盟治理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我国国企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而培育人格化的更趋理性和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大股东是优化股权结构、形成少数大股东联盟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前提.就我国而言,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当而且有能力成为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的主要力量.     

优化股权结构是推进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

塑造人格化大股东,以中间型股权结构为目标从制度上优化股权结构,建立少数大股东联盟治理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我国国企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而培育人格化的更趋理性和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大股东是优化股权结构、形成少数大股东联盟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前提.就我国而言,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当而且有能力成为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的主要力量.     

论政府治理机制的构成要素、涵义与体系

通过检视已有文献发现,政府治理机制是一个黑箱式的概念,很少有人对其构成要素、涵义等做专门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以“事的理论”打开政府治理机制的黑箱.首先,介绍“事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界定机制和政府治理的涵义.继而,探究政府治理机制的构成要素和涵义.最后,进一步认为政府治理机制是一种体系,并分析了政府治理体系内容.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网络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合作研究

优化以信任、协调、维护为核心的网络治理机制,可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合作能力,进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在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网络治理机制问题会引致多元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意识淡薄、不真实的合作共识、合作承诺虚化等现象。要改变这种低度合作状况,需要完善网络信任机制以提升合作意识,创新网络协调机制以增进合作共识,健全网络维护机制以强化合作承诺。     

农田水利治理机制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新型网络合作治理结构

近年持续的干旱灾害,暴露出中国农田水利长久巨额"欠账"所致整体抗灾减灾能力薄弱的"硬伤",更对其背后持续累积的体制"沉疴"提出拷问。如何确保农田水利巨额投入的大发展具有可持续的高效率,创新相配套的有效治理机制是关键。长期困扰农田水利发展存在"三大隐忧",改革中的农田水利治理面临政府、市场"双缺位"、"双失灵"的困境,必须建立起从政府、农民和市场三方力量共同介入的"新型网络合作治理关系"的新机制。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一项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我们站在理论建构的高度,积极吸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这其中,社会资本理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匮乏是网络谣言肆虐的重要根源。因此,重塑政府公信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和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我国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