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活为德育注入新的活动力

重视道德教化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儒家典籍《大学》《中庸》把“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并提．并且把“修身”作为前提和基础来看待。可见。德是立国正身的根本。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显示出教育先贤对礼坏乐崩的担忧。     

毛泽东《讲话》的整理、修改和公开发表秘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初讲时没有详细的讲稿，是根据一份简单的提纲讲出来的。1942年5月2日讲“引言”，5月23日讲“结论”，两次讲话合在一起就是著名的《讲话》。《讲话》文本的产生，是靠4个速记员帮助完成的。之后，毛泽东让他的秘书胡乔木帮助对“速记稿”做了整理。他又做了不少修改，成为“修改稿”。但没有马上公开发表，而是放了一年多，才干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公开发表。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净心、静心与尽心

诚信是指一个人说话真，办事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待人。诚者，真也。信者，实也。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讲诚信。讲诚信，于国人来说，原本不成问题，因为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老祖宗十分重视诚信，从诸多的古训中，便可看出古人对诚信的推崇：《吕氏春秋》讲：“与人共事，讲信修睦”；《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行”。董仲舒的“五常”则把“信”规定为做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礼记》中的"诚信"思想及其特征浅析

《礼记》不仅高度赞扬了“大同社会”下人们讲诚信的美德，而且充分肯定了“小康”社会中讲诚信的必要性。《礼记》也对信与礼、孝、义等道德诸范畴的关系作了界定，还对诚信道德中的“诚”作了伦理意义上的阐述。但是《札记》中的诚信思想具有宗教色彩和等级性特征。     

官场为何空话套话盛行？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代表座谈会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1月17日《广州日报》）     

品德 品行 品位

品德,就是常修为官之德古语云：“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品德反映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完美的人格可以弥补才能之不足，而再大的才能却填补不了人格的缺陷。自古及今，人们都把“做官先做人”看作是从政为官的美德。一个品德败坏的人，不可能当好官、做善事，靠投机钻营，不管官做多大。也只不过是“庸官”、“贪官”或“佞官”，只能败坏风气，危害社会。历史上，有多少贪官污吏、奸臣贼子祸国殃民、陷害忠良，搞得世道乌烟瘴气，惹得天怒人怨。典型的有唐代的李林甫、杨国忠，宋代的秦桧、贾似道，明代的严嵩、魏忠贤，清代的和坤、李鸿章等等。“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大戴礼记》），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遭到社会和人民的唾弃，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于丹热”，社会崇尚·干部

继去年暑期的讲《论语》，今年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百家讲坛”又播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讲《庄子》。从收视情况看，一如既往地“热”。     

重庆文化“核变”效应

曾几何时，重庆被人称作“文化荒漠”。可短短几年，重庆已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地标”：如火如荼的“唱读讲传”、川剧《金子》、大剧院的芭蕾舞、走向全国的“红岩联线”、杂技《花木兰》远赴美国演出、《摩尔庄园》畅销上百万册……     

浩然之气

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挑灯读《孟子》。公孙丑问：“敢问何为浩然之气？”孟子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读到此处，心海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     

毛泽东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新诠

毛泽东不仅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做过专门的研究,而且“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读了克劳塞维茨的书;1938年初他在延安写过读《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在写《论持久战》时,他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目的论及战争“盖然性”理论等作了批判改造和发展。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谈到他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称克劳塞维茨讲过“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等“很有道理的话”。     

让毛泽东最伤心的佚稿

倪德刚在9月23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文章，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井冈山时期丢了不少，有的至今下落不明。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专门讲了丢失文章的事，他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小心当孙子

因为与工作相关，我时常和读者评析报纸。有道是“优点不讲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现将读者的“挑剔”和我认为的善意“笑骂”罗列几奈，先以《楚天都市报》的几个标题为例。     

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兼论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易传》、《中庸》中的生态意识

《易传》、《中庸》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思想对当前构建新的生态哲学在本体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易传》提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物之所生之模式。《中庸》亦提出万物由“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所生出。既然万物均由天地化育，那么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的人与万物其它成员乃“民胞物与”，应该“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中的“裁成辅相”和《中庸》里的“参赞化育”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求这一能动性在“尽物之性”的基础上发挥。     

文化名人的名片

名片上写字最多的作家，是清代的蔡尔康。其右上角为：“四品衔工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公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     

马克思对“两个必然”的三重论证

“两个必然”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结论，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及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旨归，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都是论证“两个必然”，《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主要通过历史事实论证“两个必然”，并从实践上指导无产阶级怎样实现“两个必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最终科学确立，主要通过形式逻辑论证“两个必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主要通过“大写字母的逻辑”（辩证逻辑）论证“两个必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其结论也是“两个必然”的萌芽。     

史上最离奇的遗言

金圣叹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幽默的家伙之一。他遍读诗书，独不喜“四书五经”的枯燥乏味。他自谓“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他做评点的时候，除词句外，有的还作全局性删削。他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他评点《水浒》，干脆利落地将不顺眼的七十回以后章节删去，不让英雄们被招安，史称“腰斩水浒”。     

话说廉洁

廉洁一词，最早出现于诗人屈原的《招魂》一诗中。古人把廉洁解释为“不受日廉，不污日洁”：明人顾炎武说，“廉耻，立人之大节，人之不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古人讲的是对廉洁一词的高度概括，我们现在讲的廉洁，就是作为领导干部不谋私利，清白为官。自律就是自我约束，这才是廉洁自律的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的命名经过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当时使用的名称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党”。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对时局的我见》一文中，提到的“吾党”，使用的也是“社会党”这一名称。     

不讲“技巧”的知县

在古代“官大一级压死人”以及“官尊民卑”的环境下，官员本来可以有很多手段和“技巧”“摆平”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将一些危险苗头掐灭在萌芽状态，但总有些官员连最基本的“技巧”都不讲。一贯任着自己的情绪滥施官威，最后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施耐庵老先生在《水浒传》中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