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军战略行动决策及两次入闽作战的意义和影响评析

东方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组建的一支入闽作战主力部队。它组建于1933年7月,结束于1934年2月,先后两次入闽。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由于在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领导下,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而作出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以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它长期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有关论著对它的评价也不高。近些年来,随着"申苏"工作的开展和史料的挖掘,确有必要对东方军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审视,给予客观准确的历史评价。     

滕代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役中

正滕代远作为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参与指挥了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期间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战役。前三次作战是在朱德、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滕代远是在朱德、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指挥部队作战的。一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瑞金,博古(秦邦宪)以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兼管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他对前方反"围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正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史称长征。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照。湘江之战,红军虽然突破封锁线,却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清醒     

张闻天一生中的三次重大选择

一、在遵义会议上,以前支持博古的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反报告”,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尽管博古没有明显地把一些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放在次要的地位,但主调还是避重就轻,过分强调客观的困难,如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等。博古报告的实质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因军事领     

长征中的新老“三人团”

长征中,先后有两个作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机构的"三人团"。这两个"三人团"对红军长征的影响完全不同。1934年5月,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战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博古、李德打算在必要时撤出苏区。     

彭德怀怒斥“洋顾问”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左”倾错误领导人为保卫苏区北大门,组织了临时野战司令部,博古任政委,“洋顾问”李德成为实际上的总司令。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趋严峻,广大红军指战员感到十分不满,然而,迫于博古、李德的威势,大     

被撤销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的博古

正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秦邦宪)、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随后,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的博古,如何对待其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呢?关键时刻让大位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一部奋勇作战,夺取遵义。随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遵义。此前,为了统一全军的思想,博古与周恩来等商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讨     

最具历史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     

略述中央苏区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所做的贡献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博古等人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至1934年10月初,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决定是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的.当时各级的准备工作,都是在中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一切为了支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等公开口号下展开的.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号召,大规模地开展扩红、捐物、捐款运动,为中央和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所知道的林伟将军

正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是中央苏区主力军团之一,以瑞金3师和12师为基础扩编而成,是在1933年冬红军取得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准备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时刻,在福建建宁地区成立的。成立之初,军团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述评

从一九三○年底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五次“围剿”。除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失败外,其余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次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如何化危为机取得长征胜利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历史大转折,也是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一次大变局.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树立战略眼光、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实...     

浅析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艺术

1932年底至1933年初,朱德与周恩来密切合作,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通过分析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三个阶段的军事指挥,将朱德此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艺术概括为"实事求是,灵活机动",认为这是红军能在外有强敌、内有"左"倾错误干扰的不利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正遵义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只有3天,主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确定红军之后的行动方针。其主要成就有三:其一,会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军事指挥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并将其确定为红军之后的作战方针。这在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及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长征中的周恩来

正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一度红火的中央苏区陷入困境。1934年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为此,时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主持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安排落实突围转移的重担落在了周恩来身上。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就是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推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巨大     

遵义会议决议是如何形成的

正《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一般称为遵义会议决议,它首次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关于该决议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张闻天在吸收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基础上起草的,可是近些年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看法"只下结论,不讲根据""很难令人信服"。(1)本文认为,该决议的核心观点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同时也融入了张闻天的认知和理解,毛泽东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思想对张闻天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该决议。     

红六军团誓师西征的历史作用及其深远意义

一、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历史背景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央苏区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完全背弃了毛泽东在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时制定的战略作战方针,采取冒险盲动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屡战不利,损失惨重。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幸结局之经过

正一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区,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介石的部分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撤回瑞金休整补充。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