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立法设置有效打击受贿犯罪

受贿罪是我国当前发案率极高的一种职务犯罪,而且受贿犯罪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刑法的修订未能及时充分地将成熟的受贿罪理论成果吸收进去,导致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不完全适应当前受贿犯罪的实际情况,使国家对受贿犯罪的打击不力,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此,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分析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与港台     

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特点

贪污贿赂犯罪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痼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贪污贿赂犯罪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等.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的界定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是贪污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对受贿罪的界定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私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是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对行贿罪的界定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几个法定概念,是我们研究该类犯罪心理问题的法律依据.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及法律责任

为了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针对我国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处罚过轻,导致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难等问题,建议尽快修改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标准加以明确。并建议加大处罚力度,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则应当按贪污罪或受贿罪从重处罚。这样既有利于侦查机关对此类犯罪的准确认定,还有利于严厉打击和震慑犯罪。     

略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背景我国 1979年刑法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法学理论研究匮乏 ,经验性立法较多 ,超前性立法较少 ,且当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极少见 ,因而刑法对其未作规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由于缺乏必要的行政措施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枉法 ,收受贿赂 ,中饱私囊 ,成为“暴发户”。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贪污、受贿、走私等犯罪隐蔽性强 ,加之有人擅长于规避法律 ,使许多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在此背景下 ,1982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     

完善商业受贿罪的立法探讨

完善商业受贿罪的立法探讨●刘光显长久以来，我国刑法只有公职受贿罪，这主是要刑法建基于计划经济的缘故。１９９３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对商业贿赂作了规定，但构成犯罪的，仍然按公职贿赂罪处理，可操作性较差。１９９５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     

微观

消解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周姗姗：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以现行的量刑标准，数额认定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加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     

对贪污罪与盗窃罪立案量刑差异性的思考

盗窃罪与贪污罪是危害性较大并常见的经济犯罪,它们同属侵犯财产罪,两种犯罪在立案量刑中的差异在实际执法中造成的影响、后果不可忽视.本文分析了盗窃罪与贪污罪的区别点与共同点,造成两种犯罪立案量刑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消除两种犯罪差异的方法.     

贪腐案不以金额定刑，是什么道理？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对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做出调整：由现行的“固定数额标准”分界量刑调整为“弹性区间标准”，不再设定具体数额，且加重对犯罪情节方面的考量。草案出炉引发舆论热议，有人担心此举会使自由裁量的空间变得更大，让贪腐分子有空可钻。     

职务侵占罪若干问题探析

职务侵占罪是修订后的刑法吸取的一个犯罪类型,但是由于本罪的渊源与贪污罪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对于职务侵占罪的归类、犯罪对象以及它与贪污罪的关系等问题一直难以廓清,从理论上对此进行理性分析尤显重要,并且要不断完善职务侵占罪的立法.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罪名,该行为入罪既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也是出于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法律体系的要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主观方面与一般贿赂犯罪有明显的区别,需要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以期对该罪名的适用有所助益.     

古浪县计生局原副局长银永邦一审被判13年古浪县街道工委会原主任朱廷玮一同获刑

近日，天祝县人民法院对古浪县计生局原副局长银永邦、古浪县街道工委会原主任朱廷玮涉嫌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银永邦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朱廷玮有期徒刑2年，宣告缓刑3年。     

为了“女能人”，他甘当提款机

2014年5月28日,时任湖南新宁县常务副县长的孙洪波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3日被逮捕。法院一审认定孙洪波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孙洪波不服上诉,2016年8月底,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受贿罪之特殊判定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罪名,而受贿罪的认定,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近年来,受贿犯罪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有待于我们从法理上给以正确说明和解释,这对于正确认定受贿罪,完善司法理论     

浅谈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我国1997年刑法已就计算机犯罪问题作出专项规定,但还存在不少缺陷,突出表现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计算机犯罪的法条设置过于简单、笼统,对一些计算机犯罪的处罚还缺乏具体的法律明文规定等等。计算机犯罪的特殊性使得目前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用。正如庞帝所言:“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旱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1](P279)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完善现行刑法典中的计算机犯罪惩治条款提出以下立…     

商业贿赂行为定罪若干问题研究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基本原则考量,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行贿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利益"与非法利益的含义并无二致.<刑法>无须在给予、收受回扣前冠以"违反国家规定",但收受手续费类受贿则须冠以"违反国家规定".国有医疗机构面向社会提供的医疗服务活动属于公共事务,国有医院医务人员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品商回扣和收取患者红包行为应定为受贿罪.非国有单位的市场竞争行为的随意性、失范性可能更大,对市场秩序的侵蚀、破坏可能不小于国有单位.<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有禁止任何单位受贿的明确规定,但<刑法>却无相应的规定,建议抓住适当时机在<刑法>中增设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受贿罪.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现行刑法在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综观我国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论受贿罪中"贿赂"范围的合理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规定,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才能构成受贿罪.如此,导致大量的收受"财物"以外的受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地制裁.如何合理的界定"贿赂"成为众多刑法学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论我国贪污罪法定刑的完善

贪污犯罪在我国处于离发态势,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贪污罪法定刑立法脉络进行反思,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贪污罪法定刑,对打击贪污犯罪具有积极意义。     

论我国贪污罪法定刑的完善

贪污犯罪在我国处于高发态势,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贪污罪法定刑立法脉络进行反思,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贪污罪法定刑,对打击贪污犯罪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