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互联网+国家治理

互联网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也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变量:互联网+国家治理等于许许多多的社会治理契机,而另一方面,也等于许多的问题、挑战与漏洞。如果处置得当,这将是政府进行公共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崭新的平台,也将是引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因此,在推动"四个全面"进程当中,国家应对互联网加以更大限度的整合和应用,并借鉴互联网的多元向度的方式将政府机构、公共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三者组合起来治理国家事务,让互联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综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执政党紧密的结构形态,决定了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的问题广泛,理论深刻,内容丰富,任务艰巨,必须把握好一些关键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国家治理能力和党执政能力的统一,两种能力的对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证。在我国,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党领导国家建设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决定了必须探索与中国道路相契合的国家现代化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 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整合

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基本要素的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极具先行效应、整合效应与导向效应。当下中国,以"趋利型""传统型""西方渗透型"形态出现的社会价值取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阻力。整合当下多元意识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帅地位,批判与维护相统一,继承与发展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中共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于社会运行的当代意蕴与理性超越

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运行的自发性需要国家治理的介入,国家治理能够调适社会运行的状态,二者相互作用并统一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社会运行的视阈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它是对中国社会迟发展效应、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应对,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整体"论、中共治国理政理念、中国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性超越。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改进策略研究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过程和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不同主体强化治理的范式和思维,从绩效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来源的确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诸多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以及风险治理绩效结果的达成。政府必须不断更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将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逐步形成以风险的科学预控和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为基础的现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在公共安全风险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把握和审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以风险自身的技术研究方式和政府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范式为两翼,借助二者之间的耦合与互动,有效回应风险治理绩效改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公共安全的中国之治。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治理国家”: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的转型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样的重大转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全面和深入转型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有着历史、经济、社会和执政党哲学认识方面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谓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进行深入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治理体系作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是广义的治理现代化,不仅指政府的治理现代化,也包括市场与社会的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意蕴

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难题需要坚持人民性这一价值性思维,人民性思维是在历史动态发展及现实需要中逐步形成的理念。国家提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人民利益至上、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等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将“人民性”蕴含于国家建设中,从现实问题出发,围绕人民这个核心词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难题并实现有效应对,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耦合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追求。     

城乡结合部社区治安的耦合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深圳宝安的案例分析

社区的空间结构是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治理的空间载体,社区的治理结构与社区空间结构耦合所形成的耦合治理结构是决定城乡结合部治安治理绩效的根本因素,社区的治理结构是关键,而社区的空间结构则是有效治理治安的基础。深圳宝安区治安治理结构是国家主导的网络治理结构,治安的治理结构同紧凑式的社区空间结构在点、线、面上高度耦合,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社区空间里相互依赖、联合行动,实现对小区、楼宇、道路以及流动人口等治安要素的有效治理,成功打破了人口"倒挂"带来的治安治理困境。培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实现治理结构与社区空间结构的高度耦合,将是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合理趋向。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内生逻辑及其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治理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其中政治资源的有效开发与运用更是这一系统工程有序展开的根本前提。在诸多政治资源中,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资源。随着政治发展环境的深刻变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科学认识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逻辑进而开发、运用就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方面解放思想、全面推进。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生态治理现代化:理念、能力与体系的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生态问题,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生态治理理念、生态治理能力与生态治理体系等方面进行重构。     

党史党建文汇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从新时期和新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     

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形态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改革的方向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中国学术界对"治理"概念的关注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讨论热情。文章就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以及如何确定中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和任务进行了理论探讨。文章认为,中国推行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应该体现如下特点:(1)以国家整体绩效为立场,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2)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法治化视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3)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和规则为标准,改造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原则,实现依法治国。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