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在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

非营利组织近年来在我国取得了迅速发展,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本文试图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的希望工程为例,从政治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三个层面来探讨大众传媒与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生成的内在联系.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德国模式的立法借鉴

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立法的主要问题有立法目的是管理而非促进、法律层级低、条文之间存在冲突与疏漏等。其完善途径是着力解决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合法性困境,在社会救助和非营利组织领域尽快制定法律,改善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立法等相关法律的完整性和协调性,对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各个环节进行支持与规制。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在保证结社自由、保证非营利组织独立性以及规范非营利组织管理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最终培育出独立、自律、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救助类非营利组织,成为政府社会救助的重要补充,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自治的双重目的。     

多中心治理与非营利秩序

我国社会转型期NPO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与我国行政单中心治理的缺陷有关。引进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完善法人自主治理,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推动独立部门、公民个人、舆论界以及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多中心协同治理,促进非营利组织善治,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强化非营利组织治理、构建非营利秩序的必要选择。     

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的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

志愿者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非营利组织中最具特色的人力资源.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志愿者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各种原因,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问题日益突出,成为非营利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难题之一.因此,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的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打破“推定”：政府—非营利组织互动何以优化提升——基于信号理论的路径建议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是建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重要议题之一。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提出了解释框架，但缺少微观行为层面的研究和过程性探讨。本文通过信号理论视角，发现政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会成为信息输出，通过日常行为规范、政策执行方式、组织吸纳和政治吸纳等行为发出的积极信号促进政社互动。非营利组织通过接收信号，逐步打破“推定式互动”，建立良好的政社互动关系；政府能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信号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和服务优势，打破固有推定，推进有序良性互动，形成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困境及改善对策——以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经验为借鉴

中国非营利组织筹资面临对政府依赖性过强、自创收入偏少、资金来源单一、资金总量匮乏等问题,需要学习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做法与经验.美国非营利组织在150多年的发展中,建立了面向政府、企业、会员和顾客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发展出协同筹资、联合筹资、网络筹资等各种筹资策略,使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具有较强、甚至超强的筹资能力.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若要得到较大提升,在宏观层面上,必须正确处理非营利组织筹资与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行业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上,必须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社会公信力,运用新型筹资策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模式转型研究

一些非营利组织出于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依赖程度的考虑,开始寻求传统收入渠道以外的其他资金渠道,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通过实施收入渠道多元化和商业收入替代策略,这些非营利组织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包括通过市场运作参与经营和转变服务对象角色两种路径,但纯公益模式仍是非营利组织的主流模式。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企业与母体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发生变化,其结构有内置式结构、分离式结构、合一式结构三种类型。这种转型对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行为和收入等造成了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现实困境与图景表达

政治功能是社会组织的衍生功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参与,受制于国家选择性放权、合法性支持不足、制度化参与渠道匮乏等诸多因素,一些社会组织采取弱自主性、自我限制、自我规避等"去政治化"策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必要积极规范和主动引导社会组织通过非政治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夯实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基石。     

一个关于社区治理的新思考

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由一元到多元、由单中心到多中心的分化与改组,由政府单中心的统治到多中心的互动治理是这种分化改组的直接后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则是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形成的关键因素。党组织、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及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多中心治理是达致社区善治、构筑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整个非营利组织管理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招不到人、用不好人、留不住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做好非营利组织的战略人力资源和规划工作;明确非营利组织的宗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社会公信度;倡导组织文化,贯彻人本管理;注重对员工的激励;强化培训,做好志愿者的管理工作,提高非营利组织的整体竞争力;完善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和互助品质,鼓励公众参与.     

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非营利组织利益相关者责任治理研究

责任是现代组织形成的基础。作为责任主体的非营利组织只有实行责任治理,才能履行组织本身的公益责任,实现公共效益的最大化,也才能取得社会的公信力,从而获得力量和尊严。非营利组织的责任既有来源于法规、组织章程和社会大众的客观责任,也有表现为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激情和职业道德的主观责任。健全法律,强化主观责任、促进非营利组织公开化运作和健全监督机制,是促使非营利组织完善责任治理的基本保证。     

监督是提高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关键——来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一、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及公信力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非营利组织(NONP ROFIT OR-GANIZATION,NPO),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非营利组织以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帮助政府解决一些边缘问题为宗旨,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是20世纪社会组织的一种重大创新。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进入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道路,也是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抓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城乡社区治理不断发展的基础保障。文章运用社会学的微观分析视角对当前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发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新时代党与社会组织在实践中互动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党不仅能够增强社会组织的政治合法性、扩展其资源渠道,而且还能够通过政党统合赋予社会组织负责人政治身份,凭借更高的政治平台可以进一步增强合法性和整合资源,从而使社会组织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提出了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对策建议。     

非营利组织服务动机的公共性:困境与对策

第三部门是社会发展新趋势.作为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非营利组织以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我国NPO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寻求政府之外的公共服务供给为主要功能的非营利组织相对发展迅速,但效果不佳.本文以NPO服务动机为研究对象,认为服务动机的公共性不足是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键症结.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规范管理

非营利组织是介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营利组织出现了很多偏离其自身特性的问题。本文将分析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从非营利组织当前出现的问题出发，提出对非营利组织的规范管理办法，以方便非营利组织更好的规范发展，为社会管理做出更大的贡献。     

试析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效能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根源在于原有合法性基础的衰退及自我更新能力的不足。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是从统治走向治理,形成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理论对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转型社会应立足具体实际,以政府转型带动社会转型,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政府治道变革理念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政府治道变革内源于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失灵,是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努力.其基本宗旨就是通过明确政府边界、拓展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空间调动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参与社会多中心治理秩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这些基本理念是通过市场、社会去行政化的路径,通过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赋权和促进其能力建设,通过用私营机构的管理方式和市场机制引领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产,通过政府建立与市场和非营利域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实现的.     

非营利组织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选择

资金不足、人才匮乏、贪污腐败、营利越轨冲动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我国行政单中心治理的缺陷有关.引进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完善自主治理,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推动独立部门、公民个人、媒体以及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多中心协同治理,促进非营利组织善治,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非营利组织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空间需求与资源依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

获得必要资源与空间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组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对生存空间和社会资源既相互需求又相互依赖。对此,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过程中,应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介入并赋予其制度保障,以此来改善公共服务、增进政治合法性,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非政府组织应该具备同政府联合的艺术,在得到政府足够的法律和财政支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