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

公民的网上政治表达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中心性和随意不可控性,政府对公民的政治回应也日渐增多.但是,日渐频繁的网络政治互动并没能够带来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提高,相反,存在着政府被网络绑架着回应公众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社会需要良法之治;在政治现代化的阶段中,应该适度控制公民参与;政府应提供正义的制度、努力培育政治文化.     

回应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也就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回应性政府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与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要求相吻合。     

论我国网络民意的特征与政府回应

在网络社会里,网络民意正成为影响政府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由网络民意调查的测量和提取,网络民意清晰地呈现出其可回应性特征.网络民意的聚合点集中而清晰;网络民意的态度结构多呈现出一元极化态势;网络民意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网络民意逐渐从非理性向理性回归.政府应树立融合民意理念,厘清网络民意的真实诉求,提高回应网络民意的制度化水平,从而提升对网络民意的回应能力和公众的满意度.     

政府回应视域下公共事件次生舆情形成机制与防范策略——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的分析

公共事件发生后往往伴随着次生舆情,若是应对不当,易引发次生危机。因此,可以从政府回应角度,运用情绪评价理论剖析次生舆情的产生,分析次生舆情形成机制并提出相应的防范策略。研究发现,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从期望度、相关性、归因和应对力四个层面对事件进行认知和评价,从而产生公众情绪。政府回应须契合公众情绪与情感诉求,情绪评价理论为政府防范次生舆情提供了思路与策略:快速主动专业回应舆情,满足公众社会期望;合理处理事件并及时追责,消解公众相关性感知;勇于承担责任,修复公众归因情绪;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满足公众参与诉求。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能力需求

为了有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党政领导干部需要强化与服务型政府内涵相适应的领导能力,即整合能力、法治能力和回应能力。整合能力强调党政领导干部要善于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政府的服务资源;法治能力强调党政领导干部要致力于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确保政府的法治化;回应能力强调党政领导干部要努力实现政府的高效和责任,满足公众的需求。党政领导干部同时强化并有效发挥这三方面的能力,必将有效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论短信政治时代的政府回应力重塑——以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为重点

随着信息化高速发展,短信政治时代已经来临.当前,在公民使用短信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表现出回应意识缺位、回应主动性不够和回应渠道落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延误了现代政府参与式治理方式的构建.因此,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短信政治时代的政府回应力重塑:提高政府短信政治责任意识,政府回应由被动趋于主动;建立公众互动短信平台机制,政府回应由单向化趋向多向化;加强短信传播的管理和监控,政府回应由抵制转向引导.     

从区域治理的差异性看我国政府回应性的构建——基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实证比较

政府的回应性关乎政府的公共形象,关乎社会和谐.本文从区域治理的视角,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证调查研究,利用SPSS软件计算出东中西部的平均分、标准差、差异系数和综合评定值,由此探讨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应对公众诉求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从善治的视角提高政府回应能力的政策建议.     

论社会回应主体

回应主体是研究“回应”范式的三个重要维度之一。在回应关系中,互动者都是主体,但客观存在“诉求主体”与“回应主体”之分。因而判断一种回应关系的性质及互动者在其中的“地位”,应以回应关系中“谁”是回应主体来界定该回应关系的类型。回应范式包括政府回应、社会回应与共同回应三种基本形态或类型。在社会回应关系中,回应主体是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群体乃至社会个体,所以社会回应关系中的回应主体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确定性三大特征。要实现社会回应主体之间互动的有序和持续,需要思考社会回应主体的培育和组织化的路径问题,并着眼于社会回应主体内部回应意愿的机制设置及外部组织化路径的建构。     

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及其引导

网络舆情是现实民意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和引导直接关系着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水平。近年来政府面对网络舆情主要呈现三种回应状况:无回应型、被动回应型和主动回应型。为正确应对网络舆情、引导网络舆论,政府应加强应对、及时反应、公开真相、知错必改、善于引导、果断处理及柔性处理。     

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构建

网络的兴起与普及运用推动了政府公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政府公共决策的民意代表性、科学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在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上仍然存在着诸如法律规范滞后、互动的有效性不足、政府回应机制低效等问题。构建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应建立适合网络公众参与特性的辅助决策机制;加快对网络公众参与行为的法律规范;构建地方性的网络公众参与长效机制;建立快速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政府公共关系与回应性的价值契合

政府回应性是伴随着西方政府治道变革而产生，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得以提升，逐渐成为当代各国政府所共同认可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这也正是政府公共关系所需关注的焦点。回应性的提出，对政府认识自身的位置，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政府公共关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公众参与和城市管理——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是建构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在要求。在梳理公众参与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阐释了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程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参与效能感的影响;参与效能感、公民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对参与意识的影响;法律政策标准知晓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对参与能力的影响以及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社区组织发育程度对参与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政策建议。研究得到了来自杭州市调研数据的支持。     

社情民意集聚回应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的研究

建立完善社情民意集聚回应机制是当前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议题。西方学者多从选举制度出发研究公众表达与政府回应问题。基于我国国情和现实，建立完善社情民意集聚回应机制离不开体制内外的相互联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这需要政府在厘清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治理方式变革与创新。通过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社情民意接待服务站案例的考察，以及与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比较，可以看到，社会力量的成长、政府体制改革、合理的社会与政府关系等是有效集聚并回应社情民意的重要条件。     

抗争事件的政府治理转型：从应对到回应

抗争事件是发生在诉求者和其诉求对象之间的偶发性的、公共性的、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政府至关重要地卷入其中。抗争诉求、政府要求矛盾性地并存于抗争事件，政府治理形成了以政府要求优先的应对模式和以抗争诉求优先的回应模式。应对模式日渐失灵，而回应模式符合抗争事件政府治理的发展方向。顺应社会生态、恪守政府公共性、提升治理价值层级，是政府公共治理良性运行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反映了从应对向回应转型的社会根源、本质要求和价值导向。从政府排斥到诉求吸纳、从行政问责到政府学习，从应对技能强化到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推动抗争事件政府治理转型的可行路径。回应式治理的确立及其常态化是巩固政府合法性、提升政府能力的长远选择。     

公众关切,政府如何回应?

十八大之后,"政府回应"体现着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新姿"。2012年末,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凝聚社会共识,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其实,相对于中央政府在改革宏观层面对于公众呼声的"回应",各级政府在面对新闻事件、公众质疑和追问时,细节层面的"回应",同样备受关注。近年来,伴     

政府治理视域下思辨式公众参与路径优化

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可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强化政府治理的责任感,提升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实践中,我国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与公众的协商合作理念尚未成熟、公众监督行政机关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政府治理中的思辨式公众参与效能评价体系不健全等。为此,政府治理主体应协调行政组织意识和公众个人利益认知间的关系,从立法层面规范思辨式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规则,建立健全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效能评价体系,以提升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     

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逻辑、环境与成长

善治理论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多个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体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体现着民主、责任、服务、公正、合作的价值指向,它的运行必然实现从工具意义到责任意义、从单向回应到双向互动、从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逻辑转向。而实践中,这一运行逻辑与现代民主政治基因、公共行政理念、公民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适应性,为此,提高政府回应力,应加速现代民主政治基因成长,充分彰显公共行政理念,不断完善公民社会制度,从而真正促进政府善治。     

以善治理念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善治”作为现代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其实质就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开展合作管理。近年来，台州按照“善治”的理念和要求，在工作中体现回应性、透明性、参与性、有效性，推动党委、政府和公众对社会的共同管理，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地方人大的代表功能与地方政府的回应性:以深圳市为例

地方人大的代表功能的发展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高?现有的研究对该问题的探讨十分有限。基于深圳市的案例,通过访谈资料、文件材料、新闻报道及统计数据,揭示了地方人大的代表功能的发展促进了民众各方面诉求的表达,扩大了民众诉求的政策影响力,推动政府回应特定社区、特定群体及民众对特定公共服务和特定政策的诉求,从而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