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政治动员及其功能与趋向

网络政治动员是各种政治行为主体通过网络虚拟空间凝聚支持力量谋求现实政治目的的行为和过程。它能够映射传统政治动员,凝聚和展示集体力量,影响网络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趋向于多元化、不确定性和国际化。现实中,只有真正理解其内涵,把握取向,才能发挥其网聚力量的功能。     

论网络反腐:正外部性、低效率与政策意蕴

网络反腐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的一种重要形态,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正向溢出效应。反腐行动者的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导致网络反腐的正外部性。网络反腐在本质上可分为私利反腐、众利反腐、公利反腐三种类型,其正外部性阶梯逐层升高。偏离了成本收益适度均衡的正外部性导致网络反腐的低效率,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供给总量。就整个社会的反腐资源有效配置而言,网络反腐不是供给过量,而是有效供给不足。通过选择性激励、竞争性购买、规范性保护和替代性供给,可以调适网络反腐行动的成本收益关系,提高网络反腐的效率,推动中国廉洁政治建设。     

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

网络政治动员是政治动员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的转化和联动,其核心机制是虚实转化,在虚实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动员空间、动员主客体存在形式、政治信息与政治力量的三层相互关联的转化。动员主体的牵引力、网民诉求的自驱力、网络信息的催化力、网络环境的支持力相互作用是推动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蓬勃发展的动力。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新的政治提取能力,体制外成员更善于通过它获得同政府和传统权威抗争的力量。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态势与政府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对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治理,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法治路径和技术路径,以人民战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径更值得继续尝试和进一步完善。     

抗争事件的政府治理转型：从应对到回应

抗争事件是发生在诉求者和其诉求对象之间的偶发性的、公共性的、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政府至关重要地卷入其中。抗争诉求、政府要求矛盾性地并存于抗争事件，政府治理形成了以政府要求优先的应对模式和以抗争诉求优先的回应模式。应对模式日渐失灵，而回应模式符合抗争事件政府治理的发展方向。顺应社会生态、恪守政府公共性、提升治理价值层级，是政府公共治理良性运行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反映了从应对向回应转型的社会根源、本质要求和价值导向。从政府排斥到诉求吸纳、从行政问责到政府学习，从应对技能强化到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推动抗争事件政府治理转型的可行路径。回应式治理的确立及其常态化是巩固政府合法性、提升政府能力的长远选择。     

我国网络民意的成长、政治意蕴及政府回应

我国的网络民意已经从萌芽阶段走向快速成长阶段,此时更赋予了多方面的政治意蕴。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在现实中基本上形成了无回应、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三种类型。回应背后的政府与网民博弈是参与了政府意志、政府力量、网民意愿、网民力量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整体上看,网络民意尚未得到政府充分或适度的回应,未来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改善回应状况的关键。     

论网络反腐的类型、效度及优化——以温州论坛的反腐实践为例

网络反腐是一种诉诸新闻范式、依赖公众舆论的反腐模式，网络公共舆论成为网络曝光与网络反腐间的一个关键环节。温州论坛开创的网络舆论民间监督的“温州模式”曾多次被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百余家媒体报道，堪称中国网络反腐的典范，值得深入调查与研究。     

我国网络民意的政治意蕴及政府回应

以2007年我国网络民意元年、2008年我国互联网拐点为标志,网络民意进入快速成长期。此时也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蕴。     

领导干部的网络风险与规避逻辑

领导干部的网络风险是指发生在互联网空间或主要由互联网所导致的职业风险。领导干部的网络风险主要包括由个性所致、职务过程所致和社会生态所致三种类型。社会分化导致的族群紧张、参与转变导致的社会压力、个人失败归因的方向转化是导致领导干部网络风险产生的社会基础。规范网络风险要遵循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立足事件本身的客观现实,遵循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符合人民大众的合理诉求,恪守法律制度的尺度界限。     

无形的信任链:论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

政府信任的下降在政府与公众互动过程中形成,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否定性反应。单一政府的失信行为会产生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降低其他政府的可信预期。政府信任失灵传导效应是经由失信原型沉淀、集体记忆强化、信任路径锁定基本机制形成的。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是由政府信任的时间逻辑、空间逻辑和关系逻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具有很强的链条性特征,这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信任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卷入信任链的政府主体既受到整条信任链声誉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了整条信任链的质量。维护政府信任是所有政府的共同责任,推进政府信任现代化必须遵循信任链规律,选择制度化的治理道路。     

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赋能的技术与能动的政府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合理性和理想绩效不言而喻,它是中国治理现代化可能的方向之一。但在强国家弱社会的中国现实中,合作治理与其说是个中国适用性问题,不如说是个在中国如何实现的问题。互联网具有渐进渗透效应、双向赋权效应、平台聚合效应,这些都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强大动力和有效形式。通过内嵌式的绩效管理、可视性的责任强化和弹性化的组织整合,互联网可以推动不同层次和形态的网络化合作治理的实现和多样化发展。但互联网在实现合作治理中的形塑作用是有限度的,技术与权力、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平衡才是实现合作自治的有效保障,爱是达至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