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前入党的三位党员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对这一问题,党史学界最有权威性的说法是有53人,其依据是:1921年11月,在中共一大闭幕4个月后,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     

俞秀松的悲壮人生——纪念共青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诞辰110周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原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的首任书记名叫俞秀松。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他却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有正式党员53人,而俞秀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受斯大林的指派,到新疆做争取盛世才的工作,并与盛世才     

中共成立的几个焦点问题揭秘

回首90年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一叶扁舟开始的。当年嘉兴南湖游船上的十几个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然而,当我们由衷赞叹党的伟大光荣的历史航程时,也对其中的一些历史悬疑产生浓厚兴趣：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在中共一大之前？为什么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如何看待中共...     

中共历史上第一对英烈夫妻的革命传奇

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际,全国仅有53名党员。其中有两位年轻人非常引人注目,一位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北方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何孟雄,另一位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女党员、     

中共一大近期研究成果综述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会议.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4年多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史学界对一大的研究硕果累累.现综述如下.一、会议时间(一)开幕日期.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具体哪天开幕?曾经有6月、7月1日、20日、23日、27日、7月底等多种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们多接受7月1日说,因7月1日是由毛泽东提     

“一大”功臣王会悟

1921年7月，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兴业路76号（即原望志路106号）召开。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党员50多人。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前无可鉴、毫无经验的起步之举，它能较为顺利地进行下去，取得圆满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当时负责组织大会的上海共产党代表的充分准备、机智应对，所有参会党员代表的通力合作之外，     

中共一大代表的学历与职称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依靠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过去有学者提出50多名党员中有工人，但是没有谁能找出谁是工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大学教授，而13名中共一大代表都是教师或学生。在看重职称、学历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关注陈独秀、李大钊和13名中共一大代表的学历与职称问题。     

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建党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开辟宣传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制定党的宣言、纲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建立党和团的组织，创办培养干部的学校以及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等方面，都作了重大贡献。在上海发起组的推动下，仅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成立，在海外的留法、留日学生中也有了党的组织。党员的数量从5人发展到53人。     

党中央最高领导称谓的历史沿革

"书记"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的稳谓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     

一些著名共产党员的入党介绍人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宣告成立的时候，只有50多名党员。这些党员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这就是说，自中共一大召开后，凡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得有入党介绍人。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介绍。”现将中共历史上一些著名共产党员的入党介绍人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