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视角下京津冀人才政策网络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人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性引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人才一体化建设背景下，三地需要基于差异化需求与区域人才发展目标，共商出台妥适的人才政策。人才政策制定及治理发生在政策主体内部及主体之间形成的网络之中。通过对2013—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政府出台的区域和地方性人才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勾勒出京津冀三地人才政策网络的结构与状态。进而，从静态维度阐释京津冀人才政策网络体系的力场、类型、特点及利益导向；从动态维度基于政策网络的相互关联性和连贯性强弱表现所构成的四种不同组合类型，结合网络主体在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及互动，匹配实用主义类、管制类、激励类、信息传递类等四种政策工具，提出优化策略以促进政策网络的良性运行。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研究

政策工具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差异化的土地政策,可以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1—2019年间119篇中央层面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总结现有土地政策变迁的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现有土地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并不均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偏好强制性政策工具,对混合型和志愿性政策工具重视不够;在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中,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差别不明显,没有体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因此,应基于不同类型功能区的主体定位,对主体功能区的土地政策进行优化设计。     

政策目标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以户籍政策及其改革为例

城市政府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分配不同的政策利益,并建构了他们的政策身份.政策身份的实质是承载着政策利益分配的成员资格,是具有分配、控制和排斥功能的治理术,当众多政策利益粘附在政策身份上,易形成支配性的分配格局.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多元"应得"的政策身份建构框架,以户籍政策及其改革为案例,分析公共政策对目标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当...     

基于政策网络的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困境研究

异地高考政策实质是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它涉及多方面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考生与家长等。异地高考政策是一个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政策网络,可以分为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议题网络。政策社群之间部门利益之争,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的教育公平和权力之争,府际网络之间的招生指标之争,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的利益之争,议题网络之间教育权利之争,导致了异地高考政策执行难度。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使异地高考政策网络成为一个非零和博弈的互动网络,推进异地高考政策的良好执行。     

政策网络中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与对策

政策网络是分析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政策过程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主要有从属型政策网络、依赖型政策网络、自组织型政策网络和导向型政策网络等四种类型.运用政策网络的分析框架可以对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并明确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从而在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方法.     

注重利益表达:改革进程中政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是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社会分化的结果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为了维护与增进自己的利益,多元利益主体会以一定的方式向一定的对象表达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影响着改革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着执政党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及行业政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中国的运用——对农村税费改革中利益分配关系变化的分析

本文在介绍西方学术界对政策网络含义的界定及其与政策后果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政策网络"这个分析概念,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所导致的政策网络各个参与主体(县-乡-村-农户)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认为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基本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但是政策实施的具体后果受制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政策网络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     

宣传先进价值理念,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出现了多元利益主体格局。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意识领域价值观念的分层和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而突出个体、追逐利益的价值理念在社会上占有相当的市场,以致于人们急呼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水平     

地方利益崛起背景下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分析及改革思路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的一元利益框架已被逐渐突破,社会多元利益的格局正悄然形成.在多元利益的宏观背景下,地方各种利益主体地位凸显,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通过立法等形式进行扩权,为其在政策、资源、项目、人才等方面与中央政府激烈竞争提供合法的外衣,这是中央与地方争议变迁的根本所在.中央与地方争议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迫切要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有新的解决思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争议,不能就事论事,而是需要一套系统思维.具体说来,就是以中央与地方的法律分权为基础,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争议解决的责任追究制度,以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而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国家政策中家庭取向的嬗变

国家政策中家庭取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对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相对价格变动与偏好的改变)深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家庭以及家庭政策的关系特征及其影响,可以揭示家庭在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使家庭在国家政策视野中位序的前移,将家庭真正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政策变迁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政策变迁可以归纳为四个转变,即由单向的"注入式"向双向启发式转变,由第一课堂教学向课堂教学、课外实践相结合转变,由传统的教学手段向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转变,由单一的教学方法向多元教学方法转变。基于政策变迁,对教学方法进行透视,既可总结经验,又可对今后政策的调整作出展望,有助于教师理解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更好地发挥教师在教学方法应用方面的主体性。     

府际关系视角下“营改增”的政策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推行"营改增"政策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避免重复征税,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然而,"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产生了一系列政策溢出效应,对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格局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本文借助于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型,归纳了"营改增"政策执行中所涉及的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格局变化,初步探讨了"营改增"政策对当代中国的府际关系,尤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如果不能及时完善地方财税体系、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会更加依赖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其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将有可能随之降低。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安全问题最为个体关注，同时，公共安全问题也最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作为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职能、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公安政策及其绩效自然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安政策制定的过程包括公安利益的诉求、聚合、转换与输出，并且每个环节的科学合理程度都影响着公安政策制定的质量。本文通过对公安政策制定过程、公安政策系统进行分析，推出了公安政策制定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即让公安权力机关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主体参与到公安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各类公安利益主体的公安利益均衡，从而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并最终为提升公安政策质量奠定基础。     

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解析

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对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来均衡社会利益分配、缓解涉农利益冲突。农业补贴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则是政府与农民等相关利益主体围绕利益调整而展开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以及彼此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政府与农民互动的不对等蕴涵了农业补贴政策的强制性变迁特征,而向政府意志及利益偏斜和对农民意志及利益轻视的强制性政策安排又注定了政策效率低下的必然命运。在新时期要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系统,使之跳出低效率运行的逻辑理路,构建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与调适关系是首要之义。     

经济转型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选择和变迁 ——以小额贷款担保政策为例

失业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就业政策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经济改革浪潮中，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城市贫困的政策目标。政府为小额贷款业主提供担保是我国借鉴国外经验所选择的市场主导型的政策工具。该政策鼓励失业者通过创业实现再就业，而非直接向失业者提供物质援助或工作岗位。随着转型期下岗问题逐步向市场经济下的失业问题转化，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本身也发生着变迁。本文从政策学习、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变迁的多视角出发，考察上海小额贷款担保政策的变迁过程（2000-2011）和动力，结合其他地区的政策实践，提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变迁模型。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变迁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利益格局转变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格局,中国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方式和目标等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形成了系统性的变迁模式: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调整;分配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成为调整利益格局的主线;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量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分层和合理定位;利益格局变迁的目标寻求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论转型期利益博弈机制的构建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及多元利益群体正在形成，不同群体间的博弈行为日趋明显化，但也出现了一些内生性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各利益主体发育程度不同、利益博弈能力非均衡化、制度化的利益博弈机制尚不完善，利益格局也就呈现了明显的失衡局面。作为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积极培育弱势利益集团，塑造多元利益博弈主体；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规范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联盟；保持政府的超然性，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研究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利益格局变动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利益格局的变动: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大一统的利益格局向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化加快、利益冲突明显的格局转变.这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对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既带来了有利的一面,也带来了新的考验.新形势下如何妥善协调各阶层利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性课题.     

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内容分析与优化建议——基于政策工具与参与主体的二维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医养结合的发展既需要公共政策工具驱动,也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协同和共同参与。通过整理2013年至2022年7月中央层面出台的医养结合服务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政策工具维度和参与主体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筛选出的50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归类以及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在工具选择和结构组合上表现出不均衡状态,自愿型工具运用不多;对社区、老年人群体和民间资本的关注不够,激励不足;具体政策呈现碎片化状态,完善而成熟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未来,应该在此基础上,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重视多元主体参与,构建政策工具组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