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影响公民结社行为和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的集合体.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既存在着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也存在着不利的制度性因素或者说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包括: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上的双重许可制度,民间组织监管上的双重负责体制,年度检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这些制度性障碍使得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着注册困境、定位困境、资金困境、知识困境、人才困境、信任困境等多重困境.出现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设计者和供给者出于维护政权和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在公民社会组织监管上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取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将公民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理论思维和对民间组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防范心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努力建立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和谐与合作的新型关系,而这就需要优化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培育服务与监督规制并举的能促型民间组织管理体制.     

结社权视野中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之重构

一、结社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要探寻国家以何种方式来对待社团的问题则首先需要厘清结社权和国家权力的关系。社团是公民进行结社的产物,国家对结社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国家对社团的不同管理方式。在追求宪政国家中,结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我国亦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社会组织立法的完善北大核心CSSCI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应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共治。战后各国普遍立法保障结社权,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很不完善。要以宪法结社权为统帅,加快制定统一的结社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构建社会主义结社法律体系,以充分保障结社权,并加以必要的限制,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社会组织立法的完善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应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共治。战后各国普遍立法保障结社权，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很不完善。要以宪法结社权为统帅，加快制定统一的结社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构建社会主义结社法律体系，以充分保障结社权，并加以必要的限制，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     

当代民间组织的法律属性及角色定位

在法律意义上,民间组织是指以公共权利为目的,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的民间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具有公共权利、社会权力和自治权力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是民间组织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的基本前提。当代民间组织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具有严格的公共责任;在法律和自治章程框架内行使自治权,通过监督国家权力与其形成良性互动;通过理性协商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合作。正确认识民间组织的属性和角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理解农民福利权的重要性

农民福利权是指国家向农民所提供的各项福利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待遇和文化娱乐等方面,它反映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权利关系。农民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享有与其它公民主体同等的福利权利,这既是现代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充分体现,也是公民社会个人权利意识的合理表达。由于中国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以二元体制为基础的农业积累,而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并未理解向全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与政府统治权威来源这两者间的紧密关系,政策倾斜与观念滞后共同导致农民福利权长期以来被忽视,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突出瓶颈。因此,理解农民福利权的重要性将不仅能进一步深入认识当前"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有助于对未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蓝图的整体擘画。     

社会保障权解析

"社会保障权"在国内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以不同权利角度来观察,社会保障权具备人权、公民权以及社会权的属性与内容。从西欧中世纪的神学、18世纪的功利主义法学、19世纪哲理法学与目的法学、20世纪社会法学,再到20世纪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法学,均反映着社会保障权的法理思想的流变。社会保障权是由国家立法确认并保障其实现的,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该权利客观上要求国家提供制度安排,政府及职能部门、企业(雇主)及公民各司其职,为所有公民平等提供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及社会优抚等在内的物质、服务及司法保障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社会保障权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介入而保障,必然要求坚持公平与正义、弱者优先与差别对待、按需分配与适度分配以及良性、稳定的安全预期原则。     

试论无限防卫权

一、无限防卫权的历史演变防卫权是由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力。正当防卫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复仇状态的无节制行为朝着合乎人类理性和社会需要的有限制法律行为的转变。正当防卫权,从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对正当防卫的普遍规定来看,它是一种权利行为,是国家为保护合法权益免受紧迫不正当的侵害,通过法律授予公民的一种权利,是鼓励和保障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宪政视野下表达权的制度构建

表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既有防御权的功能又有受益权的性质。把表达权仅仅理解为国家不应干预的自由权是不完善的,不利于表达权的全面保护。对表达权的保障有助于权利体系的完善、国家权力的规制、政策与法律的理性化及公民人格的完善。由于表达权是一束权利的集合体,是一种＂复合性＂权利,其保障和限制要区别对待,但落脚点是保护。要完善保障和救济体系,通过民主化、法治化为表达权的实现奠定制度基础。     

民间组织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的角色定位

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兴起在使我国原有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失效的情况下，也促使了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并且公民社会的兴起也为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民间组织作为处于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在我国是“在经历了‘总体性社会’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之后，随着政府职能转型而逐渐从国家领域分出来的有限的、局部的和具有一定依附性的社会空间”，     

中国公民社会有效参与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基于政府层面的分析

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国家或政府和营利性企业之外进行自愿结社和自由交往的社会公共领域,各种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的效果总体上是有限的,而政府层面的原因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政府层面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不充分、参与的渠道单一、参与的方式不足、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程度低四个方面。在这些制约因素背后还存在着更根本的原因,即政府官员思想观念的落后和政府的自利性倾向。     

平等地接受教育：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

权利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平等权已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但教育平等的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学习机会权和学习条件权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公民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国家作为教育平等权的义务承担者,应当通过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尽快地使这项基本权利从"法定权利"上升到"实有权利".     

论中西结社文化之差异与适应性创新

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是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实现政治民主的重要生活方式，而其中结社自由已经成为公民实践自身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主历程中，由于其历史上形成的集团生活特质，注定了其一系列文化与制度乃至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都是因其集团生活而直接产生出来的。而中国文化始终是以家族生活或日宗族生活的伦理为本位的，导致很难出现以普遍道德取向为核心的结社生活方式。随着今天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要求我们的文化也必须实现新的适应性的创新，而公民社会及其结社权利的实践就是一个重要实现方式。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范式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公民社会逐渐兴起,从而推动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逐步发生与其相适应的范式转移。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制定将呈现出从个人参与到集团参与、从政府垄断政策制定权到政府与社会合作、从政府统合政策问题建构到多元利益博弈、从方案规划和抉择中的政府单向运作到主张对话与讨论的决策模型、从政府内部合法化到以公众认可作为政策合法化基础等方面的变化。     

民间组织是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载体

民间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载体,具有协调、中介、聚合等多种功能,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国家制度供给跟进,同时也需要积极健康的民间组织社会发展。     

试论毛泽东的人权思想

毛泽东关于人权的思想包括争取人民生存权和国家独立权,内容广泛而全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正确运用、发展毛泽东的“人权思想”,搞好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观点集萃

科学的企业公民行为规范亟需建立所谓公民,就是能够根据本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如果能按照国家法律享有权利,展示社会责任,就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科学的企业公民行为规范需要建立。因为企业公民的行为要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如果缺乏规范,企业公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制度环境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制度环境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具有重要促进和约束作用。自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曾一度得到改善,公民社会也一度得到迅速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制度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一度受挫。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获得巨大改善,公民社会再次获得迅速成长。在今后的制度变革和完善中,对公民社会正确的政治定位,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规章和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审批、登记、注册、经费、税收方面的监管和引导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将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     

公民社会与有限责任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减弱,个人的自由度和社会的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促使公民为了实现或维护自己的利益组成各种各样民间组织,同时以民间组织的大量涌现为重要特征的公民社会也慢慢成长起来.公民社会强调多元性和多样性,尊重社会自治,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界限应该进一步明晰,政府的职能、权力和规模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限制,政府在高效地承担有限责任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公民在社会领域内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