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网络参与:新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

公民网络参与包括舆论生成和政治影响两个环节,即事件经由媒体议程设置后,在网络公共领域引起广泛讨论,并结成充当政治输入的网络舆论,进而推动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调整。传统的理论范式无法解释为何有些问题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些问题却被忽视,也无法就网络舆论引发的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甚至制度的变迁做出应有的理论回应。在修正经典系统论基础上提出的新政治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全面解析网络参与的这一动态过程,阐释公民网络参与的生成逻辑和政治效应。     

政府回应视域下公共事件次生舆情形成机制与防范策略——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的分析

公共事件发生后往往伴随着次生舆情,若是应对不当,易引发次生危机。因此,可以从政府回应角度,运用情绪评价理论剖析次生舆情的产生,分析次生舆情形成机制并提出相应的防范策略。研究发现,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从期望度、相关性、归因和应对力四个层面对事件进行认知和评价,从而产生公众情绪。政府回应须契合公众情绪与情感诉求,情绪评价理论为政府防范次生舆情提供了思路与策略:快速主动专业回应舆情,满足公众社会期望;合理处理事件并及时追责,消解公众相关性感知;勇于承担责任,修复公众归因情绪;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满足公众参与诉求。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水平的提升策略——基于重大公共危机应急处置视角

网络舆情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下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面镜子,也成为评价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重大公共危机往往处于特殊时期,地方政府舆情应急处置水平至关重要,集中体现在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上。当前,中国处于重大公共危机频发高发阶段,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第一线”,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指导思想、治理原则、应对策略、处置手段和实现目标等,构成了一个治理链条。因此,加强对这一链接组成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的引控对策

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引控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考虑到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我们原来的控制型社会治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网络治理的发展需要,为了充分实现对网络利益表达的有效治理和整合,我们的网络舆情治理要在理念上与时俱进。我们认为,对于网络舆情的引导、治控应从以下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网络舆情联动机制、打造高效的网络舆情防范体系、形成针对突发网络舆情的危机处理机制、确立网络舆情公共危机事件善后制度等几个层面着手,使网络舆情的发展和最终效果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息化时代我国网络政治生态治理研究

信息化时代我国网络政治生态治理在政府、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舆情的引导能力不足、网络环境的监测机制不健全、网络事件的回应机制不畅通等;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守门人"角色缺失缺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严重、网络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混乱、网络信任愈加脆弱等;在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从单向信息获取到双向信息互动的迷茫、网络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盲思、网民政治参与的盲从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时代政府"管理"角色转换不到位、多元网络文化的冲击和网民知识素养的欠缺。破解这些网络政治生态治理中的问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众擎易举。在政府层面,要实现从"管控"向"管理"的转变;在社会层面,要做到自我规制与社会教化并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在个人层面,要克服"乌合之众"心理,做理性守法的网络公民。     

论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管

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新途径，网络舆情的多元和复杂引起了各级监管部门和广大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有效监控，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科学监控，可以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网络舆情，真正使互联网成为公民理性诉求的平台。     

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及其引导

网络舆情是现实民意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和引导直接关系着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水平。近年来政府面对网络舆情主要呈现三种回应状况:无回应型、被动回应型和主动回应型。为正确应对网络舆情、引导网络舆论,政府应加强应对、及时反应、公开真相、知错必改、善于引导、果断处理及柔性处理。     

公共舆情中的政治势能研究

中国共产党政治势能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构建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党对公共舆情的治理彰显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公共舆情运行机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具有深层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性政治势能重塑公共舆情中的价值理念,通过结构性的政治势能改革公共舆情的传播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势能再造公共舆情的治理制度,通过一元化的政治势能加强党对公共舆情的全面领导。在公共舆情治理中引入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克服学术界单向研究公共舆情问题的缺陷,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功密码。     

政府回应中的多重悖论——应对网络舆情的政府行为分析

政府回应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网络舆情,政府回应表现出大量的悖论情形,其中主要包括政府回应的价值取向与官僚制的秉性之间存在冲突,回应技术选择和应用中存在矛盾性,回应制度化及其诉求存在着陷阱和难题,回应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悖论既揭示了政府回应的复杂性,又对理解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政府应对

我国未来一段时期都可能是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网络舆情伴随公共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已成为影响公共事件发展演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应该做到,迅速掌握网上舆情,迅速开展网上发布,迅速组织网上讨论,以便正确引导思想与舆论。     

大数据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具有"可预见性"。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主要存在着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舆情分析技术亟待增强,数据质量良莠不齐;网络舆情数据公开与共享不足,舆情数据管理与舆情引导能力不强;网络舆情治理法规制度不完善,网络舆情数据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通过提高网络舆情治理大数据技术支撑,强化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构建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机制,不断提高政府执网能力;推进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完善网络民意对话表达机制;健全依法治理网络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治理的问责机制等方面,形成完善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体系。     

微信平台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与政府治理

微信以其私密、便捷、互动、即时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也给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颠覆了政府传统的舆情治理模式。在把握微信平台传播特点与群体性事件动员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公共冲突管理制度的系统构建——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冲突为例

我国的网络舆情冲突事件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日俱增。从冲突利益的整合制度、争议事项的裁决制度以及对抗行为的制动制度这三大制度的分析视角出发,既有的网络舆情冲突管理制度愈发难以回应新冠肺炎疫情下网络舆情冲突所展现出的爆发性、盲目性与民意性特征。对此,为最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切实做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工程,未来仍需系统构建网络舆情冲突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新媒体管控制度、处置培训制度以及健全明晰的网络舆情冲突管理体制。     

大数据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多重困境及应对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逐渐成为社情民意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大数据时代爆炸性增长的数据信息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化,网民失范和失序的在线行为导致极端言论和负面情绪大量汇集于网络空间,不断放大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分化现象。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新的形势、要求与挑战。目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依然存在应对被动与回应滞后的困境、内部协同与外部诉求的治理难题、发声自由化与传媒市场化的价值冲击,因此迫切需要探寻可行的应对策略为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提质增效。     

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我国政府电子治理的演化逻辑——基于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理论视角

基于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视角,对我国政府电子治理的发展历史进行剖析,从而揭示其演化逻辑。在结构要素与技术要素的互动下,我国政府电子治理的演化呈现为"结构采纳技术"和"技术重塑结构"两大循环交替过程。一方面,在高层级政府施压和社会诉求的输入/输出压力下,政府及政治系统不断采纳电子技术来强化或补充政治系统的结构,提升其功能。同时,政治系统在结构上的碎片化使技术体系呈现碎片化,从而构成"结构采纳技术"的过程。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网络企业的发展等也在推动电子技术体系的整合,并且在高层级政府推动和社会输入/输出压力下,技术整合会从纵向和横向上进一步倒逼政治系统(尤其政府)的结构整合,形成网络化、一体化、统一化的政治系统结构,从而构成"技术重塑结构"的过程。这两大过程相互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突破,两大过程交替推进,从而达成结构与技术间的动态平衡和相互适配,有效提升了政治系统的治理水平。     

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协同机制及行动逻辑

我国各级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应对网络舆情的纵向协同机制,以掌握网络舆情的规律,强化网络舆情的正面功能,消除或减少其负面功能。中央层面倾向于运用前瞻性把控的方式来对我国网络舆情治理工作进行指导,如完善网络舆情立法和制定网络舆情监管标准。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地方政府则倾向于运用主动型化解的干预方式来进行网络舆情治理,既要建立资金和人才保障制度,也要构建网络舆情的预警、应急和善后处置机制。基层政府由于其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和网络舆情危机的现场,因而倾向于应用被动型回应来实现自身对网络舆情危机的规避之策,如重视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提高自身系统对网络舆情的敏感性,建立畅通的网络舆情信息传达机制。     

回应性、公信力与政府过程:政府舆情公关的理论图景

良好的政府形象及政府公信力源自良好的政府回应性,政府回应性是政府部门对公众关切的态度、立场。强化作为政府回应性手段的舆情公关有助于增强政府回应性,也是塑造公开、透明、务实政府形象的有力推手。从回应性政府特质看,增强或强化政府回应性是回应性政府舆情公关的目标导向;政治整合和宣教引导是政府舆情公关开展的价值诉求;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是政府公关实践关注的焦点;公平和正义是回应性政府舆情公关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行为框架。传统舆论场向现代舆论场转型加剧了政府公信力困顿,减损了以政府公信力为内核的政府形象,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回应能力形成了更严峻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回应性层面的要求。     

网络时代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对策选择——以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例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使得政府必须提升引导力和回应力。实践中,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迅速传播,政府在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如政府回应法治观念存在偏差、法律制度不健全、回应能力低下等。为此,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强化法治意识,以合理迅捷为原则构建高效回应机制,完善合理的执法回应力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政府的引导力和带动力,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得到较好的治理。     

网络舆情发展与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考量

网络舆情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政治参与模式,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条件。网络是现代社会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工具和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平台,充分利用网络是政治社会化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和保证。互联网是社会观念和思想的显示器和晴雨表,已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主渠道,给我们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带来严峻挑战。在新媒体时代,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全面了解网络舆情的特点,以开放的态度看待网络舆情,以娴熟的技巧应对网络舆情,这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和谐党群关系视域下的网络政治谣言治理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网络政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网络政治谣言因其国际传播的即时性、传播路径的隐形性、"蝴蝶效应"的危害性而对党群关系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国际预期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前、国内公共危机事件应对处置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发展演变后等场域,极易产生、传播与复制网络政治谣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政治宣传的需要、国内社会矛盾频发中利益表达的需要、网络媒体新闻话语权争夺的感官刺激以及网民在负面情绪驱动下的非理性行为是造成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多维诱因,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形成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引发公共政治危机、阻碍党群良性互动等负面效应。对此,必须依靠政府治理系统——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增强社会的透明度;法律支持系统——健全网络法律规范,实现法治思维转变;信息管控系统——加强网络监控管理,构建谣言预警机制;公民意识系统——提升干群媒介素养,推动党群和谐互动等对策进行治理,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