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难民危机背景下欧盟周边治理困境及其务实调整

难民危机加剧了欧盟多重危机效应,推动其周边治理转型。欧盟新周边治理框架在务实原则下,更加理性地认识到自身作为转型力量对外输出模式的局限性,转而寻求在安全和稳定的优先领域与周边国家在区别化原则下开展新的互利合作。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定位,欧盟周边治理务实转型难以突破其深层次困境,尤其是在利益与价值之间实现平衡。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地方经验与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经历由行政主导、参与治理到现在的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社区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重要手段。各地以政社互动为导向、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扁平化、信息化、定制化、精细化的实践,在社区公共服务范围、手段、主体和类型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同时也面临社区物质保障、社区资源、制度规范和专业组织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后应以政社互动为改革指南,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从完善制度设计、凝聚参与认同、引入市场机制、加强财政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方面着手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与发展。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理论的脉络与话语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联系起来提高到党的最高政治议程,学界对社会管理的理解由过去被动的社会稳定维护转为主动的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建构。围绕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构建,西方国家在屡遭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后,不断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制度调整,产生了福利国家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多中心治理与政策网络治理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相似的社会主题和不同的国情条件,对这些理论进行历史话语分析,厘清其理论表现、社会背景和政策后果的基础,对于我们立足现实,有效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理性建构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混混”——以湘北H镇为例

乡村“混混”与城市“混混”的弱势边缘地位完全相反，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横行霸道，欺压村民，攫取非法利益，并称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组成力量，而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压制与控制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因此，探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坐大的原因，就必须回归乡村内部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中找寻“混混”成长的逻辑。     

GPT技术的全球治理方案:一个技术多边主义的框架

GPT技术所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框架加以应对。失业、失序、失控是GPT强负外部性的主要体现。为了使GPT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需要对其进行相应限制,并使其在一定的规则之中运行。鉴于GPT技术对人类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OpenAI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美国政府应该更早地介入OpenAI开发GPT新产品的过程,而不是放任其毫无约束地发展下去。技术多边主义可以为GPT技术提供一种新的治理框架,要求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互动逻辑下展开。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如何面对“群体性事件”?

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     

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

国家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体系的总体化、治理对象的立体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等几个方面。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法治建设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的是解决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问题,而法治建设需要解决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问题,探讨二者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国家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其实质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即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城市“黑车”治理困境的制度分析——兼评“钓鱼执法”

治理"黑车"的直接目的是维持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以保障民众的出行,但它绝非单纯的道路交通运输、城市形象、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民生、社会公平、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黑车"治理是一项涉及执政理念、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包括"黑车"治理在内的城市治理不仅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审视着城市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必须在此高度上提出制度建构的基本对策思路。     

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

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性文本在表述上显示出了从"监管"到"治理"的理念转变,这是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对食品安全监督困境的一个回应,但是,还需要通过《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对举报奖励、食品安全信息汇报与发布、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好合作,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确立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达致善治状态。     

新时期加强党的群众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研究——基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员调查问卷的分析

党的群众工作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经常性和根本性工作,二者在内涵和本质上是一致的。针对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现状、原因及对策所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新时期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及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执政道德建设;重视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困难;创新工作方法,提升社会治理创新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强化制度建设,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及重大决策参与机制,以党的群众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马克思主义动力论及其当代启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围绕人的解放而展开。人的需要是推动人自身发展的原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点。认清矛盾的客观性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矛盾的特殊性,并通过最大限度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化解矛盾、推动个体和社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动力论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动力论及其中国化演进彰显了其严密的内在逻辑,也显示了其文化转向的当下趋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刻,厘清马克思主义动力论的思想内涵、发展脉络、内在逻辑,对于把握时代发展动力的文化转向这一关键矛盾、推进马克思主义动力论理论创新和"中国梦"实现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治理改革的原则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改革有了全新的理念。社会管理偏重于强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嵌入汲取型到整合服务型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是影响乡村治理模式的两个变量,二者只有巧妙融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嵌入汲取型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中国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但嵌入式结构以及汲取性的功能容易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碎片化,造成乡村治理的困境.而整合服务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以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为出发点,以建设和服务乡村为核心,强调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逻辑的转换,能够有效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党的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创新群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健全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贯穿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全过程;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局面。只有把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才能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