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高技术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政策工具。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呈现高技术物项出口管制精准化、美商务部自由裁量权扩大化、单边转向多边出口管制联盟化以及对华出口管制理由意识形态化的新特征。拜登政府尤为强调高技术竞争对中美战略博弈走向的决定性意义。究其根源,既有高技术本身“创新加速创新”特性的影响,又有中国高技术崛起对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和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冲击。虽然美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其促进出口的目的对立、美商务部加强管制与其能力不足的掣肘、同盟政治与盟友国内利益的分歧以及美国推行“民主”与护持霸权的悖论等限制性因素影响对华技术制裁效果,但出口管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市场,增加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被阻断的风险。有鉴于此,中国应通过构建风险预防体系、“非对称”反制以及善用维权等途径,来应对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不断升级。     

WTO 中的争夺战——与“第三世界网络”经济学家Martin Khor教授对话

——全球化是馅饼,还是陷阱?——刚刚加入 WTO 的中国正踏上全球化的道路,面对处处可能存在的隐蔽陷阱,且缺乏路标的指引,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政策选择?——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那么实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家是否能够比实行政府管制的国家更占优势呢?——目前发展中国家在 WTO 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尚处于不利地位,面对这种现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改革及前景

为促进出口、扩大就业和恢复经济增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启动了美国新一轮出口管制改革。此次改革的重点内容是调整管制物项清单,以集中精力加强对最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实质性改革将围绕“四个统一”展开,具体分“三步走”。目前改革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出口管制改革将直接或间接对中美贸易、中国安全环境等方面带来影响。     

试析美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

美国主要以贸易政策的立法机制为基础,以反倾销诉讼、人世谈判和技术出口管制为主要手段,通过贸易与政治的相互渗透实现其歧视性贸易目标。美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措施虽然保护了生产商的利益,但也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以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技术出口管制为主要特征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仍将继续。     

龙与熊齐飞 中俄会合作研制下一代战机吗?

俄罗斯会与中国联手研制下一代空优战机吗?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说YES,而俄罗斯国内的防务问题争家、战略专家却说NO。2006年11月2日,第六届珠海航展期间,参加航展的俄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亚历山大·杰尼索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我们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参与第五代战斗机(俄罗斯分代标准)的研制工作。”此语一出,四座皆惊,西方防务专家认为,主管俄武器出口的高级官员在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意味着俄罗斯对华军事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发生了原则性改变。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担当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为推动自由贸易的有序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全球经济失衡为由,通过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保护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主导着新一轮的全球规则变局。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增速普遍放缓,中国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金砖国家还能否支撑起全球的经济发展?为此,本刊特约请相关专家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启发和思考。     

中餐馆的思维

美国闹金融海啸,全世界问: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会不会走向衰亡?金融股市崩塌,成为21世纪美国出口的一场骗局。美国的实业以三大汽车厂出口为主,也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美国会步向衰亡吗?不要忘记:一个国家在世上拥有霸权,不只是经济实力,还有文化产业的品牌。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良好的国家经济治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亦能有效地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的竞争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

一、研究背景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数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作用,将观念置于其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Waltz,又译作华尔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即无政府状态、该状态下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来加以定义     

国家的稳定与和平是经济持久发展的保证——专访坦桑尼亚革命党副主席菲利普·曼古拉

<正>记者:近年来,坦桑尼亚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可喜成就,其主要动力是什么?坦桑尼亚政府发展经济的思路是什么?曼古拉:近年来,坦桑尼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于努力营造一个适当和有利的环境,让所有坦桑尼亚人有机会拥有并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中来。在重振国民经济的建设中,政府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政策和自力更生原则,也     

驾驭经济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政治决策者如何驾驭国家经济?在相同条件下,一些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迥异的政策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和理论派别的学者做出的回答肯定会不尽相同。20多年前,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     

非收入因素更影响贫困的长期性

正收入问题基本上都是短期问题,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长期问题,是那些非收入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贫困人口看成弱势人群,给他们一点好处,更多地要关心他们的发展和能力建设。消灭贫困不仅是补齐经济和社会发展短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这个国家最为根本性的制度优势。时至今日,依然有官方统计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何识别他们,了解贫困根源并且对症下药?本刊就此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     

国家利益、阶级和益与全人类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

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国际关系理论一个有争议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决定不同制度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与目标,因此它是指导各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观点,也是分析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动因与判断国际事务是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东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强调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与唯一目标,它们用国家利益来掩盖阶级利益;苏联过去认为阶级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必须服从阶级利益。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本文试图就这一争论问题,结合中、苏、美外交实践,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对外政策的制定除了受到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因素的制约外,文化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提供外交资源和精神支柱的同时,文化因素也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房市逼近临界点

影响经济增长和房地产走势的主要因素不是政策的松紧,而是内生性的市场因素的作用,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撑的同时,市场环境却在趋于紧缩。市场向下调整的力量明显强于政策上拉的力量,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减速。     

战争赔偿,谁蒙其惠?

日本在二战中和二战后,分别进行了军事上的"南征"和经济上的"南进",而联结这两者的,居然是"缩水"且"变味"的战争赔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日本在二战初期闯进的东南亚区域,大致存在三类国家,一是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三个英、荷、美的殖民地,当局向日军投降后,当地人的主流是反抗日本侵略的,尤其有很多华侨在日军管制过程中惨遭屠杀;二是法属印度支那,由于法国1940年6月向纳粹德国投降,法国在东方的殖民军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民族政策演变——基于认同政治视角的分析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历史等因素使该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上面临诸多困境。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民族政策,以服务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同时,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也受到该国认同政治的强烈影响,执政集团与多民族社会的政治互动让民族政策不断调整,反对党势力和宗教因素对政策演变的影响也越发显著。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通过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和缩小族际发展差距促进了国族身份的塑造,却又在认同政治的作用下导致族群界限固化,束缚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殖民地国家需要在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妥善分配族群利益,从而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创造可靠保障。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之互动关系研究(摘要)

当前,国际政治主要特征是政治关系的经济化和经济关系的政治化。这就是说,在国际交往中,各国都把财富的获得作为重要目标,经济因素成了国家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国际关系的变动中,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崛起,紧接着导致其政治势力上升以及潜力巨大的军事力量的出     

人民币走势牵动人心

正如果人民币采取贬值,势必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同时加大中国减少出口依赖的经济再平衡的难度。如果不贬值,加大货币投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会成为人民币汇率的最大压力。     

林业大考

一场冰雪之灾为何会在林业生产领域,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一切难道仅仅是老天爷的错?执行几十年的植树造林政策到底有无需要完善的地方?林业保险是否发挥了分担风险的作用?在林权改革逐渐推进的当下,反思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