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人政党到全民政党?——“安华事件”后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政策转变

1998年"安华事件"打破了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格局,从族群政治转向超族群的公民政治渐成潮流,并形成"两线制"新格局。为应对新形势,民主行动党突破华人政党的范围,及时作出重大政策调整,提出"世俗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路线,政策重点转向促进政治民主、社会开放、扩大公民自由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公平与福利的国家。因此,它不仅获得大多数华人的支持,而且得到相当部分马印等族群的支持。然而,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根深蒂固,民主行动党从华人政党向全民政党的转型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其动因

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使其政党政治出现五重变化，即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族群和多元政党制度并存、伊斯兰政党悄然崛起、东马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和最高元首虚位角色日益实权化。这些新变化折射出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其背后多重动因相互交织。马来人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反腐败进程持续深化、东马自主意识的强化和仇恨政治的推波助澜，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产生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马来西亚债务问题政治化：“债务陷阱论”凸显的根源

通过梳理、分析马来西亚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客观看待马来西亚国家债务的现状,进而对其国家债务风险进行分析与判断。诚然,自2007年以来,马来西亚国家债务有所增加,债务风险有上升趋势。但是,目前其国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系统性风险相对较小。然而债务问题的政治化,使"债务陷阱论"在马来西亚债务问题上日益凸显。无论是债务问题上的国内政治化、债务国与债权国关系的政治化,还是国际政治化,都使该国的债务问题被强行赋予了经济之外的政治含义,对马来西亚国家发展、中马关系和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避免债务问题政治化,正视其本质与根源,加强同中国在经贸领域和债务治理上的合作,是马来西亚解决和防范债务问题的应循途径。当前,马来西亚当局日益表现出超越债务问题政治化的趋向。中马双方以合作促发展,不但是解决马来西亚债务问题政治化的最佳途径,也为中马两国在债务治理问题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与政治发展前景分析

2013年大选与马来西亚政治力量的分配格局马来西亚是多种族国家,其政治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种族政治,马来西亚政治机制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宪法规定马来人享有特权,政府政策也以马来人优先。因此几乎每个政党都以特定种族为支持基础,如代表马来人利益的巫统和伊斯兰党,代表华人利益的马华公会、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代表印度人利益的国大党。二是由巫统、马华公会、民政党、国大党等政党组成的国民阵线,在历次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长期执政,而且在国会中一直保持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席位,反对党处于边缘。     

区隔化族群制度在民主改革中的失败与苏联解体

在区隔化族群制度下,苏联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难题.族群联邦制度规定的族群行政边界、差别化优惠政策强化的族属身份界限,使得民族边界意识在激进民主改革过程中,被政治大亨们轻易激活.当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浪潮冲垮了维系国家统一的联盟中央时,苏联便遭受到改革失控与国家解体的双重失败.多族群发展中国家,应当以统一制度的方式整合各族成员,充分保障各族成员福利,努力提高国族认同,在政治转型中坚持渐进稳健的改革节奏,以消解民主与民族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

从"一党独大"到"多党并立",受族群政治与"青蛙政治"的双重挤压,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面临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困境.一方面,族群政治固化了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导致腐败和不公平现象频现,激起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持续抗争,最后演变成数波"政治海啸";另一方面,"青蛙政治"以权力和利益为导向,成为新旧政权转换的催化剂,即利用政权更迭契机左右新政权的诞生.未来,马来西亚政治转型需要破解多重矛盾,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     

斯大林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再思考

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制度设计是在斯大林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完成的。总体看,这一政策基本坚持了列宁的思想精神,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苏联各民族的平等,促进了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有效巩固了多民族联盟国家的统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苏联民族理论的内在矛盾逐步显现,民族政策的某些缺陷日益暴露,民族工作中也出现了偏离政策和违背政策的现象,致使苏联民族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不断积累。加之人口代际更替等因素的影响,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普遍强化,国家认同持续弱化。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主要不在于对某些政策的违背,而在于未能及时修订过时的理论和政策,致使差异性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长期固化。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党,信仰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的议会民主路线,致力于追求民族平等、社会正义及经济公正,为实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奋斗。其理论与政策主张既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结合本国国情有所修正和发展。近期其主要政策主张和活动有:发起恢复地方政府选举的民主运动,主张民选市长、市议员;继续反对回教国,反对马来西亚当局的回教化政策;反对恢复新经济政策;捍卫母语教育,呼吁马来西亚当局承认华语教育的合法地位,反对在小学基础教育中推行英化教育;在对外政策上,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     

认同政治的挑战——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和区域整合中的困境

中东欧是由来自原东欧、苏联和西欧等三个次区域的17个国家构成。中国学界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主要是服务于中国与它们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认同政治是观察中东欧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中国来说,也是制订发展同这个新出现的区域各方面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对外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体系约束和内在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历史恩怨。正因如此,中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同政治的背离与缺失,在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地区整合上面仍然面临各种的挑战。许多影响中东欧国家政治认同和区域整合的因素依旧在起作用。无论怎样界定中东欧,都需要综合地关注它的认同政治及其影响因素,避免误读,有效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协调种族利益确保执政地位--马来西亚巫统的执政理念

马来西亚是个多种族和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是马三大主体民族,分别占总人口的60%、26%和8%.历史上英国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不平衡发展.马来人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华人等非马来人在经济发展上较马来人有一定优势.马来人希望维护、加强其特权地位,华人等非马来人则要求各族权力平等.     

族群联邦制与族群冲突管理:议题转变与理论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族群联邦制是一种处理国家结构与族群政治问题的制度设计,理论上兼有族群冲突缓解与激化两种相反的效果,实践中正反面案例均存在。从相对静态的视角来看,历史文化、国际力量、经济、族群的政治地理等结构性的情境条件导致族群联邦制在一些国家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失败。从过程导向视角来看,与族群联邦制相作用的具体政治实践过程及其他相关联的政治制度体系的运行也会影响族群联邦制的表现。族群联邦制同时强调自治与共治。各行为体如何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境条件下,以何种策略展开互动实践来动员和运用认同与资源,决定了族群联邦制在管理族群冲突中的成败。     

“党国同构”体制下的马来西亚

《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马来西亚内幕者》和《今日马来西亚》等新闻网站以及大量的网上论坛,正在成为马来西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政治信息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新渠道。这无疑对马来西亚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甲午战争以来台湾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

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与分裂是当前台湾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影响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台湾民众在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上为何会发生严重混淆，结合台湾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及政治结构演变来进行深入探讨，找出其中的根源，对于重新导正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消解“台独”势力的社会民意基础，并最终达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是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根本原因.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与殖民主义历史记忆相关联的民族分离主义,以英国的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为代表;二是与历史上的征服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民族分离主义,以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活动为代表.当代西方民族分离主义具有族群动员、领土要求、族群冲突、宗教对抗、政治组织领导与军事组织参与、其发展受国际社会制约的特征.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趋于缓和,正经历着从对抗、恐怖、暴力转向对话、协商与和平,从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向要求族群或民族自治的根本性转折.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格局与中马合作前景

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出现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政党政治的权力格局开始从巫统独大的单极形态转型成为多党制衡的多元形态。各主要政党沿着族群、宗教以及阶层的政治分野,呈现"两升一平一降"发展态势。从中长期来看,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将为中马合作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但从短期来看,新政府各党派的权力博弈很可能引发政治风险,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从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39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其政策主张是通过宪法手段在马来西亚建立非种族的民主社会主义型社会,实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尽管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反对党,但各种因素决定了其影响和地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试析香港的激进本土主义

近年来,陆港两地在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双非子女"、水货客等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部分港人的不安。在此背景下,香港社会出现激进本土主义的主张和行动,甚至出现激进主义的极端形式"港独"(香港独立)。这一现象与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殖民主义影响及国民教育受阻、移民政策的变化、港人的悲情和自困、外部势力干预,以及对"高度自治"的误解和曲解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激进本土主义的观点,"香港城邦论"预设城邦认同,歪曲陆港两地关系,挑战中国国家结构;而"香港民族论"则打造了所谓的"香港民族"身份,鼓吹虚幻的民族自决。当前,香港激进本土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对香港社会和民众的国家认同     

波罗的海三国的俄罗斯族政策演变分析

俄罗斯族问题是波罗的海三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背离。独立近30年来,在国内政党、俄罗斯及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多方博弈下,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族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些政策不仅未能妥善解决俄罗斯族问题,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族的民族认同。从长远看,波罗的海三国若能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积极推进互动式的社会融合政策、重新放宽语言政策、解决俄罗斯族的国籍问题,并在这些政策基础上淡化民族认同,构建基于公民身份的整体性国家认同,俄罗斯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马来西亚的政治海啸

跨越族群的投票行为一旦实现,就成功击垮国阵不败的政治神话,改写了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3月9日凌晨,在马来西亚中部雪兰莪州的加影市,反对党的支持者聚集在竞选行动室,焦急地整理各个计票中心传回的结果,得票显示该区反对党候选人稳定领先。     

中国企业投资马来西亚铁路的机遇与挑战

<正>当前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进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了市场机会,也契合了"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互联互通的目标,中马双方在铁路建设方面合作潜力巨大。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企业在马投资铁路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包括马来西亚的土地征用问题、马来西亚复杂的国内政治以及来自日本的激烈竞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