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推进社会政策的城乡统筹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农村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前后连续八次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三农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与广大农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如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及农村低保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我们应当抓住这一重要契机,采取切实措     

读者

地权改革的框架与创新(2008年第22期《地权博弈》)所有关于农业和农民的经典论争,如今似乎都在中国的农村现实中凸现,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与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的概括。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     

印度土地改革的结果分析:利益集团的视角

印度土地改革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出台和实施以及在地方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都经历了各利益集团的斗争和博弈.政府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土改政策具有内在的缺陷,注定了土改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在土改过程中,主要涉及城市柴明达尔、农村土地主和无地少地农民三个集团,他们对达成目标偏好的强烈程度不同,为实现自身目标采取的手段也不同,其中农村土地主博弈手段最为多样,也是土改中获益最多的集团.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及彼此力量的消长最终形成了印度土地改革的结果.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地权博弈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30年后,执政党再次聚焦农村,期冀带动新一轮发展。对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执政党势必秉持一贯的审慎姿态,但农民的地权将发生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则是难以避免的。围绕农民地权的博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个力图复兴的国家的走向,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吃、住等等。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人民需要怎样救助?——任剑涛谈中国灾难救助困境

在灾难救治和重建中,中国社会上演的是道德剧,而不是社会协调的行动剧,民众与政府双方部陷入了短期的利益博弈中。如果没有对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认真考虑和讨论,下次灾难来临．一切就仍会重演。     

转型时期农村消极社会情绪探析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农村广大地区滋生了若干消极社会情绪,农民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对自己与各级党政机关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整个社会持某种悲观的看法和态度。这种社会情绪严重地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并且开始诱发农村社会的认同危机,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正确处理,通过宣传教育、依法治农、发展经济、革新制度等措施和对策,调控农村社会情绪,使之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农村民主管理的扩展:乡镇治理中的政府与民众互动机制建构

农村民主的发展亟待外部条件的改善,其中最为关键的外部条件就是乡镇治理机制。一方面,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已经超出村庄的范围,对提高民主发展层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乡镇的科层机制与村庄民主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乡镇治理的多重困境,急待协调。从这个视角出发,实现农民政治参与要经历从社区性事务到基层国家性事务的转换,构建以满足农民政治参与为导向、实现政府与农民双向互动的乡镇治理机制。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有关农民收入与负担政策的演变

农民的收入和负担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农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凡是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都与农民的收入和负担问题相关，对这一问题也应该从综合的角度整合各种相关办法加以解决。就政府而言，在众多涉农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与农民收入和负担直接相关的。财政是从农民中汲取，还是给予农民收入以支持，直接体现着政府和农     

长沙“堕落街”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条大学周围的弱势街道的净化运动,所折射的除了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更多的是表征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角力与博弈。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

高度碎片化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显著特征。碎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创建之初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相互博弈并与政府博弈的产物,政治力量博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右翼丧失话语权的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在优先考虑劳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统一管理、统一缴费、统一待遇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从观念到利益的严重分歧。因此,伴随着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

当前国外农村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涉农金融体系建设、农地与农地流转制度建设、农业科技推广、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与管理体系建设、农村城市化的路径选择等方面积累了不同的经验,形成了系统的农村建设工程,有力推进了发达国家和部分重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了解并借鉴国外农村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对于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第四产业":三农改革新思路

中国2004年的"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中央认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互动性,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中共中央在相隔18年后,首次再度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为"一号文件"的主题,显示了新一届政府今年工作的重点所在。     

伊朗核问题的大国博弈及其影响

由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重启对伊强硬政策,伊朗局势在短暂平稳两年后再度升温。当前,域内外大国围绕伊朗问题激烈交锋,远超出伊朗核问题本身。地缘政治竞争构成大国博弈的中心议题,而这反映了"后美国时代"新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这场博弈不仅关系到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存废,也关系到海湾地区的稳定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建。当前背景下,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也与国际社会能否制定一个地区性集体安全解决方案密切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扩散和蔓延,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不断发生新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也有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普遍面临困境,能否妥善处理疫情、兼顾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其政治处境.疫情牵引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朝野政党博弈不断演化,乱与斗的特点更为突出.社会思潮的多元激荡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博弈的复杂性、尖锐性,加剧了不同政党力量的此消彼长.资本主义国家新媒体与政党的博弈更为尖锐复杂,给政党政治带来多样化的影响,推动执政党和政府采取更多反制政策.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乱象,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