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复杂变化使覆盖范围正快速拓展的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大增加。如何预防各类外交风险,避免其上升为外交危机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可供选择的各类应对措施中,建立健全外交风险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相对更为有效,也更为经济。国际上已有大量可借鉴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模型的建构实践,但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还应充分虑及自身的两个特殊性:一方面,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因此外交风险预警模型不能简单效仿国际做法,仅聚焦对象国内部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外交面临的风险往往具有体系性特征,可能产生国际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应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对象国稳定、双边关系稳定及第三方溢出效应等。这一模型能更加客观地观测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别、跨国及体系性风险,进而有利于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早期响应策略。     

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风险研究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呈现自己的特点:一方面,由于金融监管滞后,金融自由化给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带来潜在风险,更多地体现在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制度转型远未完成,金融自由化改革滞后带来制度风险.两种风险交错并存,相互影响并且在时间顺序上,存在从制度性风险向金融自由化风险过渡的趋势.在我国金融自由化未完成以前,金融运行中的制度风险是主要的、基础性的金融风险.     

中国参与埃及港口建设:机遇、风险及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埃及港口建设既是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反映,也是中国与埃及长期以来双边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塞西执政后,埃及港口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期。中国参与埃及港口建设既有优势,也面临诸多风险。清醒认知风险,利用优势并做出科学决策,才能扎实有效地参与埃及港口建设,并实现双赢。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基于案例与对策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跨国经营。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在境外形成了若干个原油和矿产资源生产基地,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油气、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风险性无疑是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必然会遭遇两类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国外政治性风险。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国际商业和资本市场,国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新的视角。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在于: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本身成为当下中国矛盾凸显期的风险源,社会管理"内卷化"现象的愈益凸显将带来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累积和爆发,风险责任主体的模糊和缺失使社会管理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成为常态。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出路在于:重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新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政治风险及管控——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但是巴基斯坦内部局势与外部环境均存在不可控因素。这使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印度、美国等域外大国干预、巴内部省份的利益竞争、宗教因素和非传统政治风险。因此,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过程中,为了有效管控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打造区域及区域间安全共同体;建立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形成多方合力以防范与应对投资风险;动员社会资源,创新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对外投资企业则应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政党轮替风险及中国应对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心所在,中国与沿线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类风险,其中,因政党轮替引发的政治风险是一项普遍的风险类型。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党轮替风险,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不连续、政治暴力、政府合同违约、没收、征用等次生风险,严重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顺利实施。对此,有必要对东南亚国家的政党轮替风险进行科学与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框架下,通过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双多边关系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优势作用,善于运用法律仲裁手段等途径全面应对政党轮替风险及其次生风险,从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行稳致远。     

中国外汇储备的成本、风险与对策

目前,中国持有外汇储备的规模高达3．2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中国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收益已不再表现为防御货币和债务危机,而是体现在阻止人民币过快升值,维持出口需求和国内就业的稳定。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积累至海量,中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已大幅下降,成本急剧上升,而且,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全球经济不确定风险的上升,导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资本损失风险。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遏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势头,     

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护

中国的海外投资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一些国有企业得到国家的批准到海外进行投资。近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我国企业搭上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顺风车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以及海外投资领域风头正劲,如何保护中国企业的发展正以及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生育政策需要重大调整吗?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生育政策调整与不调整都存在着风险,且这种风险往往要20年之后才能看到。回顾历史可见,每次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均是对决策者智慧的考验。     

银行信贷风险仍未化解

近日,央行公布《2005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上半年,银行信贷、股票、国债和企业债融资之比为87.8:5.0:5.5:1.7,这不仅说明国内企业融资严重依赖银行,而且也表明国内银行的任何风险都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整体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信贷风险,是国内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中最受关注的大问题。     

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转型与运行机制

中国在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础上,给予宗教充分的政治信任,促使宗教进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从产生到兴起,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审慎到积极的发展转型过程,形成了搭建国际宗教交流平台、举办大型国际宗教论坛、积极加入国际宗教组织、开展宗教互访和对话等多元形式。中国以制度化方式确立了宗教公共外交的规范基础、工作方式、目标对象和灵活空间,制定了规范宗教公共外交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工作方式,交往对象的设定趋于精准化,并赋予宗教团体较大的灵活度。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也面临安全风险和竞争风险,虽然其并非宗教公共外交本身的内容,但却影响着宗教公共外交的范围和成效,需要进行风险防控。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应致力于提升交流层次、建构国际化组织平台、扩大对象范围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宗教公共产品对内供给和对外交流的双重拓展,促进制度稳定性和创新性的同步提升,推动"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俗"的多轨发展,达成增信释疑和软实力建构的双翼任务,巩固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并行建构,以及着力"内涵式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双向强化。     

风云变幻说保险

科威特那边战火一起,数以亿计的投资顷刻间付诸东流。一时间,大商人、大财团、大冒险家,纷纷吓出了一身冷汗。兵荒马乱之际,保险公司的政治投资风险、战争风险又一次为投资者们所津津乐道。和平的国度里同样存在着政治风险。 1989年11月,港商推广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准备在广州举办一个中国最佳时装模特表演邀请赛,以推动我市服装行业的发展。然而,在香港有关银行申请贷款时却出了麻烦。香港这间银行认为:“六四”刚过,中国当局不一定允许承办时装表演这样的活动。为不致使他们遭受经济损失,银行提出,一定要邀请赛的组织者在中国投保政治风     

现代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兼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治意义

<正>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必须从以下两个逻辑予以把握:一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也同样需要从上述两个逻辑来把握。具体来说,就是从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生成与建构的视角来理解。作为后发国家,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并非是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的,总是伴随着危机与风险。正是在应对和化解这些危机与风险的过     

中国“金帐汗军”的西进运动

中国在欧亚内陆到波斯湾一带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所在国遭受国际制裁、反对党排华闹事、政局变动引发协议不稳等。这些"国家风险"加上列强的"逐鹿中亚",使得当地的商业环境分外微妙。     

在非经贸风险凸现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是中国对非经贸新的增长点,却也是最容易受骚乱冲击的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地区的多元化,或有助于降低中企在非洲所面临的高国家风险。     

改革中前行: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

<正>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是较为乐观的,但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积累也值得高度关注。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致辞中已经阐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对于中国经济出现的波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基建投资主体

正麦肯锡近日发布报告,从2000起近15年全球已完成的基建投资共31.4万亿美元,中国占26%,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建投资主体。而未来十五年间,中国的基建投资总量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同时,报告也提醒,中国未来的基建投资可能面临过剩风险。     

地方融资真正风险是不透明——专访经济学家胡祖六

地方融资平台对于中国整体政府债务的影响,正是投资者和分析界所高度关注的风险。如果全面衡量,中国政府真实的总债务规模要比公布高出许多。但中国不太可能发生整体债务危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来后,关于其定位的问题,学术界、理论界都在争论,各种观点都存在失之偏颇之处。准确认识"一带一路"的科学定位,必须要把"一带一路"放在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的发展战略和冷战以后整个欧亚大陆秩序构建的框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继冷战后政治重塑欧亚秩序不成功之后的新尝试,即沿线各国共同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但是,毕竟"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先提出来的,在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机遇与风险同在。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会被守成的主导大国美国视为挑战。因此,中国要在战略、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重塑欧亚大陆秩序规避相应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