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上海纪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制度创建20周年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率先在起诉科内设立了“少年起诉组”，成为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设立的专门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年来，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探索取得长足进展，全市检察机关初步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专门的组织机构，成为全国最早全面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专门组织的省。今后一个时期，上海检察机关将逐步推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对未成年人轻伤害案件以及过失犯罪等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促使具有和解可能的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刑事纠纷，     

犯罪被害规律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因此，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着眼于各种角度。本文立足于被害人这一视角，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所针对的被害人特点、侵害类型及加害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的分析，探讨了青少年犯罪的发生规律，从而从预防被害的角度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措施，主张应将防范被害纳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整个体系之中。     

论现行立法之“亲告罪”范围——以刑法谦抑价值为视角

亲告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我国亲告罪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允许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对社会没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现实中存在被害人并不希望加害人因此而获罪受刑,也许还会对被害人的个人感情、名誉产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在被加害人与加害人是近亲属的情况中,还可能影响被害人个人及其其他近亲属各方面利益。因此需要参考刑法的谦抑价值对亲告罪的范围的扩大进行研究,这不仅关乎国家社会的治安管理利益,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和感情保护来说更为重要。     

未成年人绑架杀人行为定性探讨——以立法解释为视角

如何解决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主体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主体与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主体共同实施绑架并杀人行为的问题，存在诸多争论。立法条文和立法解释也没有据供具件的解决方案。笔者在对上述两个问题中有关观点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着从更为合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能为解决未成年人绑架杀人行为应如何定性提供一点出路和启示。     

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

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我们的关注点常常集中在犯罪的预防上,期望通过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等各种犯罪措施,来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实,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被害人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表明,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同样可以达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目的。大量研究表明,现实生活的未成年人被害与未成年人犯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未成年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角色往往是不固定的。从预防犯罪角度看,预防未成年人被害与预防     

杀人犯罪的被害预防研究

杀人犯罪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人际互动的过程，也是两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被害人方面存在的被害因素在杀人犯罪的结构、罪前情景中具有了一定的促使杀人犯罪产生的作用。我国杀人犯罪中存在易被害群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被害预防对于控制、减少杀人犯罪有重要的意义。     

主题研讨 少年刑罚制度的合理建构

正【主题导引】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事件频见报端,不断挑动着公众脆弱的神经;被害人家长的安全忧思不断,被害人的心灵之痛抚慰缺失,也不断拷问着国家的少年司法体系。面对一桩桩血淋淋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或伤人事件,我们的思维惯性是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便使用严厉的刑罚来予以惩治。然而,这种略显简单粗暴的方法存在诸多问题,而绝非处遇与管教低龄未成年人的正确或有效路径。因此,如何合理建构一套有别于成年人的少年惩戒制度,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体系,已经成为亟待我们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论网络游戏中未成年人加害与被害问题的分类治理

网络游戏是未成年人最热衷的网络活动之一。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一些网络游戏仍存在传播低俗文化思想、宣扬暴力、放纵欺凌行为的问题,这些都容易引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在这些犯罪中,未成年人不仅可能成为加害人,也可能成为被害人。由于网游群体的多样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犯因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分类治理,对不同网络游戏产品、网游群体、违法情况等进行分类管理和治理,才能既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又有效保障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的轻伤以下的伤害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因未成年人犯罪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却很难得到应有的人权保护和物质赔偿。司法实践中,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和对被其伤害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已经明显失衡。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往往使被害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建议完善和细化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教养制度及民事赔偿的制约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的轻伤以下的伤害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因未成年人犯罪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却很难得到应有的人权保护和物质赔偿。司法实践中,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和对被其伤害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已经明显失衡。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往往使被害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建议完善和细化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教养制度及民事赔偿的制约机制。     

杀人案中的被害人援助

杀人犯罪是凶杀性的暴力性犯罪。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预防杀人犯罪以及如何对杀人罪犯正确的定罪量刑,而忽略了对杀人犯罪被害人及其遗属的研究,尤其是对他们如何进行援助。从另一方面看,最好的犯罪被害人援助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本文从被害人的角度对杀人犯罪被害人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对杀人案中的被害人的援助问题。     

杀人犯罪的实证分析——以上海近十年来的杀人犯罪案件为例

杀人犯罪是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对社会秩序威胁最大的犯罪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对杀人犯罪的研究主要是刑法学范式的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鲜得一见。由于缺乏基础性数据,本项研究以上海官方网站公布的300多份故意杀人案的刑事判决书为文本,汲取其中能够量化的有用信息,通过后编码的方式,将其转换成定量数据,并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地描绘出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关系,案件的时空分布以及案件的性质、原因与刑事后果等等方面的基本图景,得出当前中国杀人犯罪仍然是以传统型犯罪为主,犯罪主要发生在社会底层,且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犯罪起因主要源于情感矛盾与生活琐事,激情杀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犯罪主体身份中,城里人与外来务工者所占比例大体相当。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对话会——从“一纸协议”到恢复、治疗、协商并融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女性涉淫被害之过错分析

被害人过错，在我国曾经是理论研究的禁区，似乎一谈被害人过错，就是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其实被害人学的鼻祖门德尔松很早就提出过“刑事伙伴”(Couple Penal)这一术语，来说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根据唯物辩证法，犯罪案件本身就是矛盾着的统一体，     

新刑诉法适用下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研究

为了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犯罪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协调工作和配合,实现最大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同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要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未成年人证词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供述、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陈述、未成年证人的证言进行区分研究,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性。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以证明过程为进路,在符合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刑法来进行研究,同时引入社会控制理论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鉴于未成年人年龄范围较大,现阶段对其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难以统一标准。在改进路径方面,应当从限制未成年人证词应用、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制度、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真实性、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合法性和完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补强五个方面出发进行完善。     

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价值及本土化途径

近年来,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我国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以生理年龄作为唯一标准,不考虑行为人实际心理成熟程度的做法,在犯罪日益低龄化、暴力化的当下,已不能满足法益保障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修改完善已势在必行。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但简单地降低责任年龄起点的做法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因此,若能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从技术层面对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进行补充完善,结合目前正在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应对犯罪低龄化现象的能力。     

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理论与本土化构建

刑事犯罪的高发，使刑事被害人的保护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损害赔偿的被害方，生活陷入困境，由国家予以一定经济救助的制度。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均衡的需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