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的多样性与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是一个泊来品,20世纪两次落户中国。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由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社会学师生引进,主张改进中国社会结构要从社区研究入手;第二次是1986年国家民政部为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援引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91年又提出"社区建设"任务,"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遂在城乡陆续展开。具体言之,"社区建设"包括两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构建领导核心;二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最佳选择。     

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与“民众期望”调查研究

近年来,农村宅基地闲置现状越发严重,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是否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讨论热潮。为了深入了解宅基地流转的必要性,笔者到荣昌县螺罐村进行了调查,发现解决宅基地资源浪费的困境还存在另一种办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将从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三个角度探讨如何提高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效率。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不断扩展，社区治理成为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当前，大陆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比较分析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两岸都坚持社区自治的方向，但现阶段两岸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很大差异。台湾社区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进行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政府引导＋民众自主参与”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而现阶段大陆社区治理从总体上讲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异化、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台湾社区治理的某些经验，对于促进大陆社区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的助推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

动员广大农民及各种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着农村民主治理的深化与拓展程度。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领域的多样化和参与形式的丰富性,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各项公共利益、保障社区主体的民主权利、提升社区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的持续发展。     

推进社会政策的城乡统筹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农村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前后连续八次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三农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与广大农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如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及农村低保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我们应当抓住这一重要契机,采取切实措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地方经验与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经历由行政主导、参与治理到现在的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社区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重要手段。各地以政社互动为导向、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扁平化、信息化、定制化、精细化的实践,在社区公共服务范围、手段、主体和类型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同时也面临社区物质保障、社区资源、制度规范和专业组织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后应以政社互动为改革指南,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从完善制度设计、凝聚参与认同、引入市场机制、加强财政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方面着手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与发展。     

政府,重新走向“社会”

政府的力量直达社区,很难避免会压抑社区自我发育、自我管理的空间。但是,如果政府的资源配置主要在街道以上,就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居民难以享受到到位的公共服务,从而为稳定埋下隐患。这个悖论,构成了"社区自治"的一大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研究

自2018年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全面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的法制教育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吉林省,这个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状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显著影响。乡村社区法制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增强法治意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能通过引导农民依法经营、依法生活,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现状、问题、挑战以及对策。通过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深入研究,本文强调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推进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社区青少年视野中的社工工作

在上海,社区青少年是特指具有上海市户籍,年龄在16至25岁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目前上海约有社区青少年6.3万人。2003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正式决定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将社区青少年工作列入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三大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并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总体思路。随着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发展,将社区青少年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区青少年工作实际部门的共识,并引起了立法机关的关注。上海市人大于2003年11月提出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2003-2007年)》,将"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2005年1月,团市委又向人大提出了《加快立法调研,尽快出台<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议案,建议加快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本刊特邀请社区青少年工作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及其法治化问题展开笔谈。     

如何再造安全的食物链?

"食物社区重构"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农业与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生产者和市民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曾令举世震惊,但今天,面对层出不穷的有毒食品,国人已变得麻木起来。我们一次次责怪政府监管不力、企业黑心追求利润、农民单纯追求收购量,可这些是问题的根本吗?当安全危机在各个食物门类中呈泛滥之势时,我们或许需要从食物生产的源头寻找问题。随着工业化大生产     

上海市社区矫正组织对青少年取保候审帮教制度的探索性实践

上海现已初步形成“政府推动、购买服务,部门指导、以块为主,社会参与、社团运作,依托社区、长效管理,网络支撑、资源共享”的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工作思路和运作方式。社区矫正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它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自愿性、亲和性等特征。违法犯罪青少年取保候审帮教工作的业务范围,包括按照“六必”要求开展工作,建立健全取保候审帮教管理工作网络,制定个性化的具体帮教方案等。重视并开展对狱内取保候审后重新犯罪人员的改造,是社区矫正组织工作范围的延伸,也是巩固改造成果、减少和预防犯罪的一项重要手段。加快社区矫正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社区矫正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培育发展社区矫正组织的法律障碍,积极为社区矫正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活动空间。     

关于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开始由传统的政府治安管理机关(警察)主导下的纵向预防模式向社区治安治理的横向预防模式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的必要性及其模式选择

在上海,社区青少年是特指具有上海市户籍,年龄在16至25岁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目前上海约有社区青少年6.3万人。2003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正式决定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将社区青少年工作列入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三大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并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总体思路。随着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发展,将社区青少年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区青少年工作实际部门的共识,并引起了立法机关的关注。上海市人大于2003年11月提出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2003-2007年)》,将"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2005年1月,团市委又向人大提出了《加快立法调研,尽快出台<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议案,建议加快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本刊特邀请社区青少年工作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及其法治化问题展开笔谈。     

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及其立法保障思考

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作为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农村土地问题的焦点,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文以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完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法律保障制度的措施。     

基于一体化的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是和谐的“助推器”，建设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提出了通过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体化的方式来实现资源共享，促进社区文化建设，并详细阐述其具体策略。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的可行性

在上海,社区青少年是特指具有上海市户籍,年龄在16至25岁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目前上海约有社区青少年6.3万人。2003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正式决定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将社区青少年工作列入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三大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并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总体思路。随着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发展,将社区青少年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区青少年工作实际部门的共识,并引起了立法机关的关注。上海市人大于2003年11月提出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2003-2007年)》,将"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2005年1月,团市委又向人大提出了《加快立法调研,尽快出台<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议案,建议加快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本刊特邀请社区青少年工作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及其法治化问题展开笔谈。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有关农民收入与负担政策的演变

农民的收入和负担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农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凡是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都与农民的收入和负担问题相关，对这一问题也应该从综合的角度整合各种相关办法加以解决。就政府而言，在众多涉农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与农民收入和负担直接相关的。财政是从农民中汲取，还是给予农民收入以支持，直接体现着政府和农     

社区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管理工作的一种手段,需要完善科学合理的法律作依据,保障管理人员的处世态度,增强基层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及行动力;需要管理执法队伍的高素质作为;需要法制宣传群众,共同法治,互动发展,适应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土地征收背后的规划之弊

城市化越是紧锣密鼓,集体土地被"国有化"就越严重,更多的农民将在所谓的"公共利益"面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田园和屋舍。然而,让农民与政府产生冲突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征收行为本身,而首先表现为补偿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