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史、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要求上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摆脱了权力政治的窠臼，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多。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教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许多创新。     

“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外交研究不被重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方面，即传统的外交研究的理论价值较小和政府主导的外交日渐式微。为了使外交重新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核心，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制度主义能够为外交研究的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此，对中国外交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如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外交制度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大国威望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和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可以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理论渊源、时代意义和实践方向

周边是中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真正转型的必经之路,是新时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精华,继承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外交思想,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形象、构建新型周边国际关系和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在积极运筹中争取周边战略主动,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周边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周边外交的实践布局。     

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旅游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具有借助旅游的渠道或工具实现国家利益、实施主体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理论基础复杂等突出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产物,更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旅游外交的内涵和态势或将发生变化:在基本目标上,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者;在实施主体上,从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扩展为由非国家行为体践行;在实践操作上,将探索基本目标、实施主体、表现形式、理论基础中尚未思考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旅游外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提升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这是中国把握自身和全球旅游发展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也是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当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实施旅游外交,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经略新型国际关系,理性利用客源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外交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要理论结晶,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完整地揭示了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全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性质与挑战——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较大调整,"奋发有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是理解各国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的综合理论,也是理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能力的快速强化和合法性的联动提升则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与一般理论集中关注外交行为本身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还注重阐释外交行为的性质。新时代的"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进取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当然,"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以韬光养晦为基础的奋发有为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学理化不足等困境,国内学界应当遵循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路径,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四个维度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为此，需要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一年来,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挑战及国内外政府集中换届等内外形势发展,新领导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如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更加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视野和思路,做到基于实践探索的战略建设,进一步调整战略目标、建构战略合作网络,深化战略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更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使中国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安全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的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从而掉入“泛安全化陷阱”。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国际合作,实则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审慎塑造安全议程,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应坚决反对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在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共识和作出积极贡献。     

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

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化的进程带来了国际政治权力资源的变化,文化、科技、知识和信息等软实力资源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不仅催生了软实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国家外交形式并正改变着外交的内容,由此公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软实力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变化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中美软实力战略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对公共外交认知的差异。本文在比较中美软实力战略的视角下,从公共外交的主体、受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媒介等方面来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同时从这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     

欧盟在中美之间的艰难选择——基于“蛋糕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要求欧盟国家与其联手遏制中国,抵制中国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欧盟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为欧洲诸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传统盟友美国,另一边是给欧洲带来经济利益的合作伙伴中国。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欧盟实际上在实施一种“蛋糕主义”的平衡策略,即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保持一种矛盾和摇摆的立场,同时它们也希望能够避免因得罪任何一方而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欧盟国家非常清楚这种策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从根本上提升欧盟的防务能力和外交自主权,才能拯救欧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欧洲。中国需要认识到欧盟目前的骑墙状态无法长期持续,因为美国如果加大对欧盟的施压力度或者对欧盟作出更有利的安全承诺,欧盟国家大概率会回归美国的怀抱,进而联手应对中国。对中国来说,应该鼓励欧盟“不选边站队”,因为总体上让欧盟偏向中国是不现实的,欧盟能够保持中立对中国来说在理论上是一种次优选择,在现实中也可能是最优选择。今后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欧盟的战略空间可能会缩小,需要在中、美两强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     

当代国际体系的渐变和嬗变--基于两个三十年的比较与思考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筹划和推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是事关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三十年的国际体系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体框架,处于突变后的渐变过程,世界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国际体系将从后冷战转型期朝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并最终成熟定型。中国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应注重加强国际体系理论建设,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对公平正义的普遍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要着力解答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命题,勾勒国际体系改革基本架构,进而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断向前,推动实现公正、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目标。     

回应与超越:试论中国网络外交战略

网络外交是由信息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外交方式和途径,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目前中国在网络外交领域面临诸多国际压力与挑战,同时,也存在创新意识不足、运行机制滞后和技术操作生疏等内在问题和局限。在信息时代,要大力构建和提升中国网络外交战略,通过更新思维、创新体制、开发技术不断增强网络外交的软实力,积极倡导世界互联网良性治理结构,为国家和平发展和整体外交工作注入活力和动力。     

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新进程及其影响

针对数字经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于2013年被正式提上议程,并逐渐形成了以双支柱为核心的税改方案。2021年10月,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式获得大多数改革参与国同意,计划于2023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未来将对全球税收治理、全球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避税型离岸中心等产生持续影响,也将给中国完善税收体制、发挥大国优势、吸引中资跨国数字企业回归、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创新等带来机遇。但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会收紧中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对香港金融稳定也会造成影响。中国应以本轮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参与,并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加快市场化建设和金融开放进程,在自贸区对标高水平国际创新,以及提升香港内生增长动力和稳定性。     

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目前,国际碳交易机制网络群体呈现复杂化态势,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相互渗透,同时其内部也进行着良性协同、建设性合作与功能性竞争的有序互动。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另外,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互动具有双重效应,其协同合作将会带来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的双赢结果,而如果互相掣肘则会增加碳交易成本甚至造成负减排。因此,中国在复杂化的国际碳交易机制中推进新型碳外交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团结国际力量的优势以及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作用,促进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与衔接,又要积极践行《巴黎协定》关于碳交易机制整合的倡议,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将碳交易机制整合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他议题的全球治理之中。     

“自由”与“不自由”: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政治化与国家化

由于高科技或新技术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并且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高科技的发展与一国内部政治及国家间竞争的关联度逐渐加大。一方面,企业利益进一步与国家利益重合,高科技跨国公司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愈发受到母国与东道国“政治正确”的规制;另一方面,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技术的理解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技术主权观念,高科技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捆绑”由此亦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随着西方排他性技术同盟的形成,非西方的高科技跨国企业遭受打压的态势在中短期内并不会缓解,国家间、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将极大受阻,全球技术进步的成本和门槛也将因此显著提升,最终影响人类的整体利益。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开放,坚持技术多边主义,积极推动跨国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仍需凸显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国家角色,建构国家引导下的以高科技跨国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