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权威主义的终结与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现代韩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民主发展的影响

现代韩国政治文化具有臣民型和参与型的复合型特征,具体表现为权威主义、宗派主义、地域主义、人物中心主义扣市民性五个方面.影响韩国政治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因素有历史发展、地缘、国际关系、社会变动以及政治体制等.随着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现代韩国政治文化也逐渐由臣民型和参与型的复合型特征向民主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在确立新的民主意识和价值体系并巩固和促进韩国民主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权威主义政治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所确立的一种政治结构模式,它在俄罗斯的生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具备合法性的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发挥着其在转型社会中的有效性。但从长远看,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其必然趋向。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日本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比较

经过了东亚经济危机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下滑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东亚独特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累赘,并且过时了。不仅日本继续保留着这一模式的多个方面(尽管它试图对其进行改革),而且,正是由于日本做出了典范,中国也正积极采纳新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要素。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北京共识"的影响正激励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这一模式。本文探讨了东亚发展主义模式的形成轨迹,并指出,宣称这些模式已经走向末路为时尚早。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

一、建立理解东亚模式的知识系统要理解东亚民主的本质,就必须理解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在当前的东亚地区,要认识民主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快速、同时相对最成功的威权国家。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外交政策     

以社会自治超越激进主义

政府让社会的发育逐渐成熟,随着成熟的程度来决定放权的程度。这个方向是对的,这可能是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重中之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是主张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最近他在《超越激进主义》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务实改革与中道理性的作用,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官僚威权体制已经造成了诸多困境。强势国家虽然在转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如果不发展"强社会",面对正在抬头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中国可能陷入动荡的民粹主义陷阱。萧功秦还认为,     

2014，社会所进入的那条道

改革、反腐都需要重构政治结构，因此需要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权威。于是，在个人从阶层这样的层面剥离出来时，直接被吸附到“国家”这样的抽象实体上。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互为生命领跑者:中国“洗碗妈妈”和她的剑桥男孩

随丈夫漂泊英国后,杨卉从一名国内大学老师沦为洗碗工,生活举步维艰。而在异国生长的“英式儿子”,也从昔日听话的乖乖男,变成了不断挑战父母权威的叛逆孩子。母子间频频上演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和对抗,一度让杨卉震惊和气恼……但最终,她却选择改变自己。     

对东亚区域合作“开放性”的再认识

开放的地区主义最初发轫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时至今日,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经超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成为引领东亚区域合作发展潮流的一面旗帜。东亚是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东亚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东亚的开放。东亚系列峰会的召开,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亚发展区域主义

发展与区域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发展区域主义作为两者的联结是理解区域主义实践与演进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东亚区域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导向特质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以坚持国际机构与国家政府作用、兼容"整体"理念与"渐进"方法,追求灵活务实原则为特征的实践路径。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典型案例,围绕流域的治理与开发,从亚远经委会与科伦坡计划到亚开行、再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不断朝着制度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方向演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这种区域主义最具体和主要的成果,其坚持发展导向、重视国际机构作用、尊重"包容并蓄"与"循序渐进"、协调社会与环境发展以及追求可持续安全的特征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重要内核。     

追求面子、维护日常权威与暴力犯罪行为决策——一项基于东北H市的验证性研究

认识和掌握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行为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能为更好地制定犯罪预防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研究发现：犯罪人的行为决策与其“顾面子”的社会心理特征紧密相关。表面上看，追求面子是个体为了避免由于他人讥笑和轻视所产生的羞辱；实际上，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威，维护一种基于“面子”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等级秩序。据此，犯罪行为决策是一种行为经济、也是一种认知心理，更是一种社会文化。     

日本重回亚洲?

日本学界有种说法,认为从战前到战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分为三种位相:即政略亚洲主义、心情亚洲主义和思想亚洲主义。日本能否彻底回归东亚认同,重建所谓"思想亚洲主义",既关系到东亚共同体构想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中日各自在共同体中的角色。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看东亚合作未来走向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进行合作，形成町控性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东亚衍生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多功能的合作机制，机制化合作趋势凸显。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奠，但也有其自身弊端，对东亚合作前景宜谨慎乐观。     

走出东亚悲情

战后东亚秩序的再帝国化原因在于东亚国家的政治错误和外交失败,解构美帝国秩序的新东亚想象有待于东亚国家的文化主体性重建和民主政治能力成长,日本摆脱美帝国工具主义需要中国在价值观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获得日本不亚于对美国的尊敬。     

“人道的”干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克林顿主义”

自乔治·华盛顿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史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主义”。远的不说,“二战”以后的几乎每个总统,都留下了自己的主义,如“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里根主义”等等。所以美国人自己也说“各种主义是美国的特产”。现在,又有了“克林顿主义”。和前述的各种“主义”类似,“克林顿主义”是记者和学者们为克林顿的一些对外政策主张贴上的标签,其含义颇值得澄清。我们讨论“克林顿主义”,需要解答的是:美国     

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美国和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美国是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和东亚关系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原先相互独立、性质不同的国际体系之间交往和冲突的过程。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是东亚被逐渐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和美国塑造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过程。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也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东亚之间关系的性质。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