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

冷战结束以来,联盟与分化联盟的思维始终贯穿于美国历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中。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外交安全战略虽尚未定型,但在国际安全层面仍然延续了联盟思维。本文认为,楔子战略是美国目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联盟预阻,即致力于预先阻止亚太地区形成任何反对美国的潜在安全联盟或联合。楔子战略的具体运行机制主要依靠"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的"认可"及"补偿"两种手段,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分化压力,在利诱一方的同时施压另一方,并利用美国在特定国际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撬开并扩大目标行为体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罅隙,从而获取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美国基于威胁制衡理论及联盟预阻思维,仍然寻求在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以谋求其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利益。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应对。     

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主权国家外，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问题仍然有待理清。 进行非国家行为体分类面临的难题 在对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分类时，学界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把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划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合理？界定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区别的标准是什么？     

中美清洁能源竞合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同气候政策一样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呈现周期性变化并影响中美在绿色产业的竞合格局。拜登政府的气候与清洁能源政策密切联动、协同,且被嵌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及创立俱乐部式的清洁能源联盟来重塑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力。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呈现一定的韧性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包容性增强。中美在气候危机、绿色复苏等议题上的共识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其绿色产业的重要竞争者,对华实施绿色"多边规锁",大力推进跨大西洋绿色贸易及技术联盟,进行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及新基建博弈等。中国应注重在中美气候合作共识下加强合作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多边协调突破绿色"规锁",提升自身实力并加强包容性竞争,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中美推进全球气候、能源善治的关键抓手。     

大国战略互动新态势

<正>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黑客、恐怖组织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持续上升,但国家仍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大国拥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大国,一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二是要有驾驭工业文明的能力。国际格局是由一段时间内大国力量对比的总态势决定的,国际形势的变动也首先是由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决定的。     

欧洲防务机制:演变与前景

从冷战到冷战后,欧洲防务机制发生的变化,折射出欧洲格局的重组以及安全威胁的变化。原有的主要安全机制——北约,作为一头巨象,已经无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西欧联盟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都作用不大,欧盟作为一个原经济一体化为主的国际组织,虽然也希望赋予自己新的安全职能,以便应对欧洲面临的新威胁,但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猜忌、美国的不合作、经济的衰退、扩大后的消化不良等,都为欧盟的防务合作前景带来相当程度的困难。     

基于规范和身份的威胁建构——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为例

安全化本质上是在主体间对一个公共问题进行威胁建构的过程。它虽然解释了威胁建构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公共问题被成功地建构为威胁,原因在于它将行为体的身份看作是先验给定,并忽视了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建构的反作用。规范和身份是行为体威胁建构过程的两个重要变量,对威胁建构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本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问题被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相关国际规范的出现和俄罗斯身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     

中导危机下的国际安全走向与中国应对

中导危机表明冷战后国际核力量结构、规则以及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其原因包括: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国际核军控体系亦发生重大变化;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国际核安全理念造成冲击,使欧美等国在核问题上的态度日趋保守;由于俄罗斯国力衰退,欧洲战略平衡被打破,美俄长期达成的战略默契不复存在;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新的战略理论、机制以及手段,难以有效应对新型战略危险。中导危机给国际核军控体系带来不确定性,迫使其改革。危机同时也带给美国更多的战略选择、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加剧了欧美双方针对欧洲核安全态势与国际核力量结构的认识分歧;迫使俄罗斯重启竞争战略,美俄双方势必重启军备竞赛。中国应该按照维护国际和平的现实需要,以灵活有效的方法应对中导危机,积极主动参与中导危机处置,防止危机的消极影响无限蔓延。同时,中国还应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核安全观,弥补国际社会针对冷战后核力量发展的理论欠缺。     

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逻辑与反思

欧盟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地区国际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英国学派"地区国际社会研究的话语中,欧盟被视为地区概念,具有国际社会属性,遵从地区国际社会的一般逻辑,即欧盟地区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与全球层次和其他地区层次国际社会不同的国际社会要素。"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为认识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理论视角。它将欧盟国际社会分为欧盟国家间社会和欧盟世界社会(或跨国社会)两个维度,并将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国际社会两个维度的形成和扩展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表明,其地区研究仍需在理论建设、议题选择和理论应用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单边主义、多极化与多边主义

美国化的单边主义 苏联及华约集团解体,标志着两极世界秩序的瓦解与冷战的结束.美国在其对手消失和冷战结束后,认为应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重新制定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指导原则的四个核心观念:一是安全的多重性,把经济安全提到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把其放在四个核心观念的首位;二是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并使军事力量与外交紧密配合;三是对外政策要积极应对新威胁、新挑战;四是国外发生的事件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美国核政策调整与中国的政策应对

奥巴马总统显著调整了美国在核裁军、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此次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在此类议题上的领军地位、修复受损的国际形象、重建国际社会的防扩散共识。奥巴马总统的高度重视、外交和安全团队的丰富经验及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多数,都有利于政策调整。但在调整政策过程中如何协调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核裁军与有效核威慑的关系,以及核裁军与导弹防御的关系等,将是美国核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策调整对中国构成多方面的压力,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确立中短期应对之策,以避免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受损,并争取在核问题上的话语权。     

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我们党历来重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分析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制定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在对外开放的条件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

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不仅没有像人们想象地逐步弱化,反而出现不断巩固和强化的趋势。澳大利亚在冷战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威胁,其安全环境甚至得到显著改善,为何仍然维持和强化澳美同盟关系、紧密追随美国?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案例,分析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原因。作者认为,冷战期间,澳大利亚追随美国主要源于保障安全以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意在提升地位,以争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政治动员与冷战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

1994年,美国开始实行冷战后对伊朗的新政策——"双重遏制"是典型的政治动员行为,这既是美国政府面对其盟国拒绝的因应之举,也是克林顿政府面对国会在对外事务上变得咄咄逼人的应对之策。"双重遏制"政策后来演变为"鹰派"与"超级鹰派"之间比赛谁更强硬的赛跑,但伊朗并未因此改变其在特定问题上的国家行为。     

乔治&#183;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

被称为"遏制之父"的美国著名"苏联通"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制定东亚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这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对日政策的调整与制定上。本文对凯南作为"苏联通"参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制定这一历史现象加以论述,以此分析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某些特点,并对凯南有关中国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判断进行一些思考。     

枫叶利剑 加拿大国防军透视

加拿大不仅是美国地理意义上最亲密的盟友,也是北约军事集团的骨干力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加军为满足海外维和任务的需要,全面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大了军事变革的力度。     

当前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特点

尽管主权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但各国政府间的关系不可能涵盖当代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参与国际活动。非政府组织国际间活动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国际间非政府组织活动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攻防理论的视角

军事转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又称军事力量转型(force transforma- lion)、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是当前美国国防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稍早一些,在冷战结束之际,类似的政策和行动也曾被称作新军事变革(revolu- 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对于军事转型,美国的决策者和安全政策专家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军事转型来更加有效地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如何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奥巴马政府“阿富巴”战略：挑战与展望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通过政策宣示和实际操作逐渐形成了一套综合而务实的＂阿富巴＂战略。然而,＂阿富巴＂战略的推行不会一帆风顺。一方面,它会受到来自国家行为体和地区国际体系层次的制衡。另一方面,它还面临着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和社会层次的反击。从前者来看,＂阿富巴＂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决定着美国会面临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权力对抗,尤其体现在阿富汗运输通道的争夺上。从后者来看,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将给＂阿富巴＂战略的推行带来持久的威胁,这与＂阿富巴＂边境地区尤其是巴基斯坦西北普什图部落区的社会形态有着密切联系。由于面临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对手的极力反击,＂阿富巴＂战略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退出战略的执行并不意味着美国真正放弃既定的战略目标,也攸关＂阿富巴＂战略的最终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