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权制度的传统缺陷及其现实基础

由于传统法权制度存在着整体意志与个体自由相冲突的缺陷和矛盾 ,从而使它无法从现实而合理的角度出发 ,既维护社会整体的基本利益 ,又满足社会个体的自由愿望。而以法权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社会 ,只有进一步克服了这些矛盾和缺陷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既维护社会整体的基本利益 ,又能够实现社会个体自身的权利追求和自由主张。本文正是着眼于此 ,在对传统法权理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现代法权制度能够得到根本实现的基础和依据。     

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非合作性博弈困境及其超越

以囚徒困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合作博弈是困扰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关键障碍,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上失败,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失控,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系统崩溃。因此,探讨非合作博弈困境的内部机理并寻求其破解途径,就成为解决国际气候谈判困境的关键。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制度,但由于权利的性质等原因使得相关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冲突,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成为海域使用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的平衡需要用利益衡量的法学方法,通过权利价值的衡量,使与两种权利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制度利益达到平衡。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现代征信体系行动难题的产生与消解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与和解——兼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一条独特途径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导致现代性危机。破解这一危机的原则是促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和解。具体路径有两个:第一,利用个体理性逻辑引导和规范个体的行为,使个体行为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第二,塑造超越个体理性的新型个体——行为逻辑直接基于集体理性的个体,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新型个体。突破转变发展方式的既有利益格局的羁绊,一个重要途径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从社会困境引发对环境保护的思考

当今社会工业化进程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从局部污染逐渐向地理分散式扩展,呈现出全球生态和环境状况整体恶化的趋势。文章先从社会困境的角度解释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冲突的部分结果。个体为追求短期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轻视生态和环境的承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抛弃了集体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环境危机。以往研究大多数主张从管理和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然而这是一个庞杂和长期实践的过程。文章从个人理性心理层面,提出避免＂公用地困境＂式的消耗和＂囚徒困境＂式的供给,要积极培养个体的责任意识和环境依恋情感。负责任使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表达更多的环境自我呈现关注和自我行为控制,而环境依恋能够让人产生更多的环境关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由此促进人们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行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任务型组织的社会责任

一切组织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常规组织由于组织结构以及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而存在着目标和任务上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它的社会责任功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解.与常规组织相比,任务型组织由于是因解决那些社会复杂性条件下产生的紧迫的、重大的特殊的任务而设立起来的,它的社会责任功能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任务型组织能够把社会利益、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由于目标结构上的合理性,能够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出很高的优势.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目标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念倡导下,各级政府及各行各业也较为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运动呈现出与国际形势趋同之势。从市场、社会、生态三个维度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提出企业财务目标以及针对三类利益相关者的分财务目标,构建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目标体系,以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发挥导向作用。     

论企业的环境责任及其机制构建——以旅游企业为考察对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与社会在环境利益上的冲突越来越显现出来。而传统的治理手段包括政府治理、科斯自愿谈判等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现象,导致效率和公平受到损害,Ostrom等人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NGO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开辟了环境保护的新思路。经过对旅游企业的考察,主张通过构建政府治理、谈判以及社区治理的综合社会规制,促使企业自觉履行环境责任。     

构建中国特色青少年事务管理体制的战略思考

青少年事务管理是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构成部分。澄清青少年事务的概念和基本范畴,明确政府部门、相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体在青少年事务管理领域的法定权利和责任边界,构筑政府教育部门主导、相关机构和青少年组织协助、公民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事务管理体制,是畅达社会与青少年之间的沟通渠道,创造建设性的舆论环境,平衡青少年社会心态,引导青少年在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在法制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的治本之策。     

试论可回避性冲突

构建和谐社会应该致力形成这样一种管理机制和制度观念:它能使个人、组织与社会,都自觉自愿地去规避和修复大量的可回避性冲突,从而减少无谓的冲突加剧及相应的社会损耗总水平上升的负面性。在组织内部,管理对可回避性冲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个人意志的调节来实现的;在社会层面,制度不仅可以调节个体意志与行为,而且制度自身的改变,也可以用来化解仅靠组织管理活动而无法化解的、看似不可回避的冲突。在大生产的社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企业组织活动复杂度迅速提高,每个人都被嵌入在大型组织的某个部分,组织正常运转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管理精神和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系来支撑与维系。     

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政府规制研究

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极其普遍,这主要是因为在没有良好的制度规制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会出现偏差。本文认为,政府应构建一个制度平台,对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以促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科学理性合作——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

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面临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等多重困境和抉择。各国气候政策都是理性判断的结果，但这种理性态度尚不彻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具有更加科学的理性态度，必须超越个体理性与集体不理性，达至集体理性；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整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论社会利益的法律保护

社会利益是与个体利益相对应的独立的利益形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利益日益显明、多样,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法律必然要承担起捍卫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任务.社会利益主要依赖于公法,特别是行政法的保护.至于社会利益遭受侵害后的法律救济,除采用行政法手段加以调整外,还应该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予以纠偏.     

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和谐社会建设与我国劳动法的完善

在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的辩证发展潮流中把握劳动法的方向,以私法自治为主、实行适度干预,是劳动法应当遵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干预过度和干预缺位情况的存在,使得我国劳动法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保障劳权、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这是我国劳动法立法理念不和谐的产物。要真正实现保障劳权的目标,就必须使劳动法实现目的与规律的统一。我国劳动法应实现从以主观权利为制度核心的权利法,到以调整冲突规则为制度核心的补救法的制度完善。通过完善劳权、集体劳资自治的程序规则以及劳动司法制度,进而建构一种协调劳资冲突的良性机制,是符合劳动关系的特性以及和谐社会基本内核的理性选择。     

班组如何运用激励法?

一、目标激励法 围绕企业年度考核目标、经营方针、服务理念、企业精神而制定班组目标,这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班组职工通过班组制定的目标,按项目分解,责任到人,不仅使职工认识形势,了解市场新情况,明确各自责任,而且要看到班组奋斗的方向和完成目标后获得的自身利益。这样既能增强职工的集体意识,又能增强班组职工工作的责任感。     

目标锚定与借力而为：社会组织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行动过程研究

本文在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组织的视角，从“目标锚定”和“借力而为”两个方面提出了社会组织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巧治理”分析框架。通过对C组织“为电商平台‘去毒’”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为了克服其“弱位劣势”，一方面倾向于“摘容易得到的果实”，通过基于责任源头、网络结构和组织声誉的理性判断，使其能够更好地精准定位行动对象、降低行动成本和提升行动预期；另一方面，在行动过程中善于实现组织内在禀赋与外部资源的平衡，有效地借用政策契机和整合各方主体的力量，“以小撬大”来提升其影响力。研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组织行动的张力和可能性，也为跨部门合作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试论社会矛盾冲突疏导机制构建

通过反思社会冲突中各方的利益博弈关系,该文提出构建社会矛盾冲突化解疏导机制的对策,即坚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缓解结构性紧张;以正确思想舆论进行社会引导,强化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模式;建立社会安全阀体系,促进消极社会心理的宣泄;以多元共存、相互尊重的视野构建和谐社会文化。     

论诚信的经济观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诚信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讲诚信与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冲突,因此,树立诚信的经济观,有利于全方位促进社会诚信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现代经济学认为,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是实现整个经济最优均衡、使得交易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因此,通过增加信息披露和传播,减少失信行为发生的条件;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强化惩戒机制,改变失信的收益和代价比率;深入宣传教育,使诚信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观念;创新金融交易,以经济手段推进诚信建设就成为社会诚信建设的可行途径。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建构

摘要：公共政策的价值追求在于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在市场机制与社会利益结构复杂化的双重机制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涉及到多个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贫困户之间存在着多重的利益关系,围绕贫困标准、扶贫工程各参与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选择与执行,脱贫结果的评估等方面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因此,应用利益博弈理论,从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矛盾冲突,从制度建构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研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与困难,进而提出扩大政治参与、明确利益主体,探索市场机制与社会利益结构复杂化下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坚持演化博弈,注重序贯博弈,加强监督,从而探索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效率与效益的途径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