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权威版本对梁启超的评说过于简单,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做出的较大贡献,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戏剧改良”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史应该把梁启超放在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     

梁启超的法治启蒙之旅

在梁启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一场以“挖掘梁启超法治思想，建构新时期法治文化”为主题的“首届梁启超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梁启超先生故里——广东新会隆重召开。研讨会主办者中国法律史学会与承办单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新会区人民法院，希望借此平台，深入挖掘梁启超法治思想精髓，弘扬梁启超法治思想文化，让大众更全面地了解梁启超作为法学家的历史贡献。     

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主张维新救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从文本考察的角度看，《时务报》刊发的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面对民族危机而做出的强烈反映和路径选择。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深为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泥。他以“公理”观论述维新的合理性，这是认识和思维上的一种提升；同时梁启超认为维新的核心在变革政治制度，这与之前的洋务思想从物质器皿层面改革的思路已经大为进步；更重要的，梁启超主张“开民智”、“育人才”。注重“民”的作用和价值，显示出他的政治文明远见。这奠定了梁启超不朽的思想文化地位与历史影响。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三位美国中国学专家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久负盛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其学识渊博,思维活跃,学贯中西,著述宏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被时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期间各种思想,新的、旧的、中国的、西方的,不断地相互激荡、磨砺;处于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所深深关注的问题。     

从“史学革命”到“唯物史观”的传播——试析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逻辑

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理论，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根源一直被人忽视。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史学革命”，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同时，强烈主张创立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以“民史”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史学——新史学。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与近代新史学理念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对近代新史学理念更深入的体现。本文从“史学革命”所倡导的新史学理念开始分析，逐步深入地探讨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背景，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逻辑根源。     

一份中国文化传统的遗失清单：我们丢掉了什么？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了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巨作《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豪壮、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依稀地看见。可是，代价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稀薄，他们身上的特质与个体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     

论梁启超教育法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开拓者，对中国法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法学思想是中国法制迈向现代化的明镜，给人以深刻启迪。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较为系统接受和介绍欧美近代法学思想的人，其法学思想和实践也是伴随维新运动而展开的。梁启超教育法学开启了近代中国之“新民”教育，为国民思想之开化和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立法点亮了启蒙之灯，其体育法学思想更是为近代中国国民性之重建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梁启超从不同角度阐述并提出了诸多教育法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渊源。     

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梁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     

中国当代青年价值观发展的三个阶段

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大致经历如下３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作为我国“拨乱反正”时期，它是一个...     

学报版式设计的原则与创新

刘复生在《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作为一项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严格意义上的“主旋律”文化产生于199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经济调整的历史产物。在日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国家集合、利用多种政治、经济等体制资源，试图重新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建立“文化主导权”。作为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     

“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是梁启超。与此相伴产生的，就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提出，既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中国以外的地方，最初将中国称为“支那”，     

略论晚清“商战”思潮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商业贸易危机的冲击下，催生了以“商战”思潮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的复兴。影响所及。引发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诸如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晚清政府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制度重构等等，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梁启超情感教育论

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一样,梁启超十分关注教育问题.但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基于心学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梁启超对情感推崇备至,提倡并重视情感教育.他所提倡的情感教育在本质上属于心理教育,以培养仁者人格和树立“‘仁’的人生观”为宗旨,最终目的则是使人臻于不惑、不忧、不惧的境界.     

儒家道德精神的坚守——读梁启超《德育鉴》

<正>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提出对全体国民的精神世界进行变革的要求,通过公民层面的道德教育塑造出“新民”。1905年,在以反思对“新民”进行“公德”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回到儒学的本真要义——内圣之学、为己之学,并将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集结成册,以《德育鉴》为题发表。该书从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及应用六个方面汇集了儒家经典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梁启超的德育观。一、作为德育之核心的儒家道德精神在探索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之际,梁启超发现西方所谓“先进”的国家观并没有形成公民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因而他返回“私德”领域,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道德精神、个人修养,致力于对儒家文化精神内核进行重新诠释。     

成就与缺陷共存的矛盾体——论梁启超的自我评析

现今时兴“自传”的写作方式，但是在立“传”的时候，怎样客观的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梁启超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模式。本文从《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关于自我思想的评论出发，结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用详尽的事实来评述梁启超为自己立“传”的可靠性。     

大师,严谨之态度

正"立身求作万矢的,著论当为百世师。"这是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追求。作为曾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位大师,梁启超在探求中国社会改良道路之外,在治学为师方面同样辉耀后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人生最后的36年间,每年平均写作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思想、文风对中国近世之文化走向启迪     

梁启超纪念馆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术大师。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一生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梁启超1915年定居天津，在这里策划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在其故居和“饮冰室”书斋潜心学术研究、治学、读书，著述颇丰，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大师的风度

梁启超与陈寅恪同列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两人的友谊也很特殊。应该说，是梁启超最早把陈寅恪举荐到清华的。关于梁启超举荐陈寅恪的故事，人所共知。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拒绝：“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一听，十分震惊，立即决定聘请陈寅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紧密相联。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并主动承担起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倡导者、实践者和领导者的责任,中国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跨越了贫困和温饱实现了小康,并逐步从盲目“西化”到“中国化”转型,表现出了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     

梁启超的功利观

梁启超的功利观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粱启超既赞赏私益，又看重公益，主张公益与私益相得益彰，把能否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评价统治者的手段；他倡导追求利益合理性时，将利己和利他（“利群”）都放在了社会进化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把利己与利群相兼顾，不偏颇任意一方；他将功利与幸福相联系，认为人类在享受普通快乐之外，更要有精神的“高尚之快乐”。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梁启超的功利观与其国家观、自由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