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任期制与乡村精英治理的优化

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构性支撑。当下,乡村精英治理的经验事实虽然一定程度上显现其价值与合理性,但是也面临着公利与私利、制度治村与权威治村、长期性与阶段性等治理困扰,需要逐步改进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浙江等地的基层党内民主实践来观察,乡镇党代表任期制从治理主体、价值导向、行为方式等方面为优化乡村精英治理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宏观指引下,可以通过增强选举制度的系统性、议程设置的公共性、依规治党的实效性等举措来规范以村支书党代表为重点的精英行为,夯实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基础。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园”建设为例

本文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基础,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在全国妇联发起的"美丽家园"建设中,家庭卫生如何成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此过程中,妇女如何被动员起来,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工作而进入村庄治理。本文认为,这一自上而下发起的"新妇女"运动为妇女的重新组织化提供了契机,一批妇女骨干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进入村庄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村庄社会、村级组织都是妇女公共参与的机制性因素,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与国家联结的机会,重建了妇女的公共身份,也为妇女的公共参与实践提供了试错和探索的空间。     

回归公共性:“异地高考”新政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出“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两种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主义”日趋成为我国教育政策的主导价值.“精英主义”导向的教育政策价值导致我国教育政策出现镜像政治、策略空间以及精英结盟等现实困境.精英主义导向下教育政策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以及精英集团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进而使得“异地高考”新政沦为一项象征性政策.深化公共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教育政策过程的公共性以及教育问责制的构建是“异地高考”新政公共性价值回归的路径选择.     

“小特产”成就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正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多次指出,要立足地方特色资源,做好地方特色文章,地方"小特产"可以成就乡村振兴"大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再次强调,"发展产业一定要有特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要基础。地方"小特产"不仅助力打赢广西脱贫攻坚战,今后也将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庄结构性分化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布局,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系统布局中,产业兴旺是前提,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是基础,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根本。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已普遍产生了两种结构性分化,即以工业化城市化或者某种资源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先发优势村庄和一般性农业生产型村庄的分化,农村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分化。这一分化的主要特点是一般性农业生产型村庄往往出现"精英进城、老人留守、村庄空心化"的衰落调敝景象,这一景象很难通过单一的外部资源输入在较短时间内予以改变,或者说很难以政府集中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意味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是一个长期和自然推进的过程,政府必须通过系统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供给,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有步骤有重点地给予"人—地—钱"的支持,由此形成一个政府支持、农民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推进路径,不断化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面临的结构性分化的困境。     

“2021中国最美乡村百佳县市”榜单发布 美景变“钱”景，它们的秘籍是什么？

正随着社会发展及国家政策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让广大乡村的"美丽资源"变身"美丽经济"已成为各县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村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要求,近年来,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

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汲取/控制型向反哺/服务型转变,乡镇政权也开始迈向"服务型政府","脱嵌化治理"的逻辑开始显现:乡镇干部的"去乡土化"进程加快;村级组织呈现维持型、富人治村型等不同的表现类型;以乡镇政权为主体的基层治理实践出现了"有(形式)治理,无(农民)参与"的局面。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农民脱离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轨道,失去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客观上加重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为此,乡镇政权的体制变革,应该重塑日常行政的政治性,强化服务能力,重构与农民的连接机制,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基础性条件。     

重建熟悉关系：“五社联动”中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基于Q县H村项目实践案例的探究

在当前乡村关系持续减弱，传统乡村治理效能的发挥面临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等困境的背景下，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以Q县H村的案例为例，剖析“五社联动”实践中专业社工介入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表明，专业社工基于利益性、优势性和协同性促进村庄中各主体间的联动，以促进乡村关系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的联结，重建“熟悉感”，重构村庄关系。关系的营造产生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治理自治力量的挖掘和培力，激发了村庄内部的资源动员，促进了乡村治理。“五社联动”同时提供了关系联动、人才培育、资源拓展的实践机制，使得资源和人才匮乏的村庄具有了突破约束、自力振兴的可能性。     

谨防乡村振兴中的“样板化”现象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所需,是老百姓所盼,也是一个复杂的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过程,需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双向互动、一体提升。乡村振兴绝非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一些地方出现的乡村振兴"样板化"现象需引起重视,谨防公共资源浪费,避免激化城乡基层治理矛盾。     

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弥补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不足,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我们可通过优化同质性社会资本、完善制度性社会资本、健全文化性社会资本等方式,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缺席”和“回归”:新时代我国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

"青年和农村(乡村)的关系""青年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探讨和补充的重要议题。青年和乡村振兴高度契合,参与乡村振兴是青年作为"强国一代"的应有责任和历史使命。但是,结合有关政策和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青年在参与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数据(总量)缺席""政策(制度)缺席""话语(关注度)缺席""行动(实践)缺席"等问题,将可能导致我国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的潜在力量不足、生态宜居的建设力量不足、乡风文明的引导力量不足、治理有效的参与动力不足、生活富裕的生力军不足。因此,本文重点强调"青年的缺席"是我国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及时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社会现象,应当深入分析我国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缺席"原因以及"回归"方法,并尝试提出"青年+"概念,认为"乡村振兴青年+"是进一步推动我国乡村振兴进程的一种可能路径。     

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贫困村产业培育的激励机制——基于广西地区部分县域的观察与思考

乡村经济精英因其生长于乡村,且立足乡村经济获得精英地位,在精准了解贫困群体需求,精准选择和培育产业方面更具比较优势。广西地区部分县域的乡村经济精英,通过精准选择产业,敏锐把握新经济模式,在获得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在带动贫困户发展方面有较好的表现,他们的成功更直观地展示了乡村经济精英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价值。为更好地发挥这些乡村经济精英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作用,建立多元主体分工协作机制,改进相关政策设计,便利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一些项目,多渠道增强乡村经济精英的获得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精英俘获"避免乡村精英价值扭曲,通过多方面措施激励和强化乡村经济精英更深入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正视“经济能人”治村的短板

正"说一千道一万,关键还看领头雁。"作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农村基层带头人队伍地位特殊、作用关键。当前,随着基层选人用人视野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家、返乡创业者等"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治理已成为普遍现象。"经济能人"做"村官",有的把农业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有的探索出了乡村旅游的富民之路,有的力推乡村规划建设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可以说,他们发挥了思想观念新、人脉资源广、办法点子多的优     

论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在治理过程中表现为从＂汲取型＂向＂输入型＂转向,中央政府源源不断地向农村注入各种惠农资源。然而,基层政府在承接国家资源输入的实践过程中却逐步陷入了乡村治理内卷化,如何化解这种困境已逐步成为重大的实现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然而,在阶层分化加剧和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公共理性匮乏、公共空间萎缩和公共权威弱化.破解之道在于发展乡村经济与营造乡村公共空间,推动乡村"三治融合"的资源嵌入,开展乡村社会主...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