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短工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是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消解民工荒、顺利实现市民化,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是,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却成了其就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不利于其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对市民化政策的稳步推进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既是其个性特征的一种彰显,也是其理性行为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行为的改变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与政策建议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主要呈现出工人就业"短工化"、矛盾纠纷"频发化"、行动诉求"短期化"的新趋势。实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欠薪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工人群体代际构成的变化等,共同催生了当前劳动关系的紧张趋势。为将各项相关矛盾管控在安全范畴,研究建议:应从经济保障、制度健全、舆情监测等方面完善劳动纠纷治理体系;从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管理成本而非劳动力成本的视角,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工会基层组织的维权机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基于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简化司法程序,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效化解可能衍生的各类劳动关系矛盾。     

网络文学的青年亚文化意义研究

网络文学与青年亚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姻亲关系。网络写作特点所表达的一些文化要素鲜明地体现了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意义，网络文学自始至终都恣意着青春化的写作姿态，其内核为青年特质，其属性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它的内容与形式以及趣味表达是别于传统的其它艺术类型，它是青年这个特定文化群落的独特表达。网络文学走向市场的必然彰显了青年群体旺盛的亚文化需求和强大的亚文化建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它被市场整合和收编，交融到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之中。     

新就业形态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理解新就业形态的关键不只是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而是随之而来的劳动关系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方式的变革。根据劳动关系的"新"和劳动方式的"新",新就业形态可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以"去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Ⅰ型)、以"多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Ⅱ型)、以标准劳动关系下劳动方式的新型化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Ⅲ型)。新就业形态亟待克服的主要短板是由劳动关系的"新"所导致的,其中最为突出表现是I型新就业形态中的"去雇主化"带来的劳动者法律身份认定和权益保障问题。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自然的退却与辩证法的主体化——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中,对"自然"、"辩证法"等概念的追索散发着恒久的魅力。青年卢卡奇一个核心思考便是厘清自然和建构主体辩证法。他对自然的贬低,在高扬辩证法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同时,也导致辩证法的主体化以及完全否定自然存在这一唯物主义一般前提。其结果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割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因此其逻辑运演的深层仍是一种抽象的思辩,最终难逃历史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思青年卢卡奇对自然与辩证法关系的说明,对于理解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不断走向人本主义、实践的主观化具有深刻的启示。     

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困境

由于融入城市之路并不顺利,导致返乡回流成为外出打工者最典型的路径选择,包括青年农民工。然而青年农民工的回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具体体现为回流青年在返乡问题上表现出的双重不情愿及其再融入农村的双重勉强感。后一个是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因为一旦返乡付诸行动构成事实,那么不情愿就变成了潜在的对再融入乡村勉强感的影响因素。而合理规导回流青年农民工再融入农村要在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及政策、制度、法律和社会支持"四个维度"来着手进行。既要注重维稳,又要促进发展。     

选择与规制之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返乡调查

"辍学(初中毕业)—打工—返乡—结婚"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具有共性的人生轨迹,她们的人生轨迹仍围绕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相关的生命事件展开。生命历程发展的阶段性、对打工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反思、城市婚姻的困难与生活成本、女性特殊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来自家庭方面的伦理压力与女性特殊的道德选择,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婚嫁年龄逼近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仍然选择了返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辍学—打工—返乡—结婚"的人生轨迹既是自主的选择过程,更深受现实与历史力量的规制。     

青年农民工的代际冲突探索

第二代农民工,也称新生代农民工,又称"八字头"农民工,统称青年农民工。社会学关于代理论的分析,对于进一步理解青年农民工的代际冲突,把握青年农民工的教育内涵,制定农民工融入城市政策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与建筑施工企业、包工头劳动关系辨析

研究农民工与建筑施工企业、包工头之间的劳动关系,对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构成民法上的雇佣关系,而认定农民工与建筑施工企业是劳动关系,更能体现劳动法的倾斜保护原则。《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第10条规定应予完善。     

论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城市化——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范本

流动之初的农民工大多以收入作为其外出打工目的地确立之考量,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诸多优势,其选择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以能否实现城市化,能否融入城市为目的。而事实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许多打工地的"半城市化"导致他们开始返回家乡,在家乡或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寻求出路。伴随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成为趋势。     

农民工思想观念矛盾性透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经历了两代,即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但这两代农民工几乎处于同样的社会物质空间、同样的劳动环境空间和同样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思想观念随着农村生活的脱嵌和城市文明的冲击在变迁中也呈现出种种矛盾。农民工思想观念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迫切的"入城"意愿与融入心理游离的矛盾;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超值的发展预期与自身资本薄弱的矛盾。本文对这三大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趋同与差异:合法性机制下的消费转变——基于北京地区青年女性农民工消费的实证研究

针对以往研究对农民工消费多现象描述、少机制分析以及"同一化"、 "刻板化"的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嵌入在日常实践中的弱合法性机制对青年女性农民工群体实现细分.对北京地区多个女工的访谈发现,在合法性的趋同机制作用下,女工会出现趋向城市消费习惯的偏好,但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程度却由于其生活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女工采取不同的消费策略,消费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与意义.     

劳动法与农民工权益保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现象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城市化、工业化的建设当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劳动大军.但是,与此同时,拖欠农民工工资、伤害农民工身体健康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给我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了无法忽视的消极影响.在此背景下,对劳动法与农民工权益保障进行分析、研究,可谓意义重大.     

市场失灵、组织缺位与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城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危及着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转.导致出现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行制度安排下的市场失灵和组织缺位是其深层次的根源,并直接体现为对农民工身份歧视的一种后果.因此,改革和创新现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建立起由政府、工会和农民工自组织组成的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维权机制,从而真正根除农民工欠薪这一顽疾,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基于W市调查案例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本文以W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来探讨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差别,并且得出结论: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他们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相较于老一代,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嵌入"式和"失范"性程度更加突出,需要从理论层面和制度设计中予以重视.     

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以分布于广州、上海、青岛的三个个案为例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主要体现在工作、生活、交往和心理四个方面。为加快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国家应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引导青年农民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妥善解决青年农民工面临的各种困难,满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提出的各种合理要求。     

青年文化的数字化生产：平台的日常化与表达的政治

平台化于润物无声中影响着年轻人的意义生成,这一进程体现在青年日常的数字文化消费与生产中,兼具商业性与文化意义。为了探究平台对青年文化、社会与社会整体的影响,本文将理论视角从平台诸多辉煌、非凡的时刻转移到青年每日或琐碎或诗性的平台文化实践,使用“平台日常化”与既有的研究对话。研究发现,青年的平台文化生活以自我平台化为前提,微观上表现为青年既专业又重本真的“做真我”姿态,宏观上体现为正常转码与并行游走等平台节奏。平台在以资本主义逻辑生产日常的同时,也在将青年的“我”与“他”广泛相连,也支持着青年对表达和连接的持续追求。平台隐入日常后,青年以自我表达为特征的平台文化实践,是一种基于个人日常的微观政治,它虽是小写的,但也是平台日常化后具有变革意义的重要姿态。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基于杭州和宁波的实证调查

乡土情结是指农民对于世代生活其中的乡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情感、态度、愿望等心理因素.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在杭州、宁波两地打工的236个新生代农民工和222个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从土地意识、老乡观念和返乡意愿这三个维度来测量和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同时将其与老一代农民工从个体层面进行比较,最后指出农村外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乡土情结变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2021年新青年市民群体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描述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重点分析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的时期变化情况。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有所改善，表现为其在业比例较高且较为稳定、职业层次略有提升、就业稳定性有所改善、工作收入持续增加、劳动保障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是也存在工作强度普遍过高、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和队列差异依旧明显等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变化是农民工就业保障政策和教育事业发展等宏观背景以及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禀赋和家庭压力等微观因素共同形塑和影响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健全劳动权益保护机制、构建多元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以切实和系统地推动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