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创业”与“村企合一”:新时期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以湖北省荆门市M村为例

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新时期国家做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举措。然而,个体农民工返乡创业无法实现规模效应,也不利于其抵御市场风险。而专业化、合作化、规模化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农业转型发展和培育新型农民等都具有积极意义,应成为未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方向。     

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困境

由于融入城市之路并不顺利,导致返乡回流成为外出打工者最典型的路径选择,包括青年农民工。然而青年农民工的回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具体体现为回流青年在返乡问题上表现出的双重不情愿及其再融入农村的双重勉强感。后一个是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因为一旦返乡付诸行动构成事实,那么不情愿就变成了潜在的对再融入乡村勉强感的影响因素。而合理规导回流青年农民工再融入农村要在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及政策、制度、法律和社会支持"四个维度"来着手进行。既要注重维稳,又要促进发展。     

青年农民工的“中国梦”——权利诉求结构及其差异分析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权利诉求是底层"中国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满足青年农民工的底层"中国梦",就必须对他们的权利诉求进行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对青年农民工权利诉求的调查分析表明,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呈现出实用主义和理性化的特征,且不同权利诉求的紧迫性不同,呈现出层次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了解青年农民工权利诉求结构性特征及其轻重缓急的基础上,应分主次、有重点和有次序地满足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诉求,从而提高政策实践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近郊农村居民户籍制度改革与市民化路径探索

户籍制度改革是统一城乡居民身份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农民流动进城落户是主要实现途径之一。然而调查表明,由于城镇近郊农村独特的地缘特征,以农民主体流动进城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困境。依托现有城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在尊重民意的前提下,探索多元化的实现路径。对于近郊农民来说,应依托临近城镇帮扶,采取就地转化与主体流动并重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拥挤理论及其对城市青年农民工越轨犯罪的新解读

同一空间内绝对在场人数和人居空间使用面积是拥挤的外在表现。高密度的物理状态虽然并不总是导致拥挤心理体验,但高密度的确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通过对当下进城农民工住房拥挤问题的回顾,运用拥挤理论对城市青年农民工的越轨和犯罪行为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展望了未来拥挤理论在青年农民工越轨犯罪研究领域的运用前景。     

户籍制度改革:青年农民的认知、意愿与需求——基于湖北省黄冈市的调查分析

对青年农民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认识、意愿与需求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对户籍改革政策的了解度依然不高;青年农民群体内部落户城市的意愿也因人口特征、职业、家庭人口规模、居住地离城市远近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别。调查同时发现,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够增加对青年农民落户城市的吸引力。     

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个体因由及其解释

短工化是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重要表现。频繁的换工以及间歇性自愿失业既是青年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其个性彰显的具体体现。在个性彰显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工对生活价值以及对劳动意义理解在起作用,也是导致青年农民工短工化个体原因的内在逻辑。体验式的打工归宿、个体性、舒适化的生活价值观体现出青年农民工对城市打工生活"奔头"的异化理解。对劳动意义的扭曲认识以及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紧张化,导致辛苦劳动与有闲生活的关系对立化,且难以调和。劳动与生活的交替进行成为青年农民工调节劳动与生活关系的一种方式。     

暧昧: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再整合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个体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然而,与传统决裂的个体必须建立自己与社会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从而才能造就自己。文章通过对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适应分析来解读冷漠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由此提出个体化社会熟人关系回归的可能性及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