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经济人与政治人北大核心CSSCI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人"遭到伦理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之后,罗尔斯又提出了"政治人"的概念。其实,无论是提出经济人的经济学家还是提出政治人的罗尔斯,他们都把人性看成是综合的人性,并且认为经济人或政治人只是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因素),他们只是想从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合乎逻辑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伦理学界纠缠于经济人(从逻辑上说政治人现象也是一样)之具体的人性内容和可能性而对经济人的质疑与批评是一种囿于伦理学传统视野的做法,若要换一种新的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经济人、政治人现象的出现乃是现代社会发展向伦理学提出的新的挑战,正确地对待这一现象既会丰富伦理学的人性理论,也会丰富伦理学道德主体的理论。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在制度设计中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前提和基点。人性的假设有很多种,如"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以及"无限人性"     

制宪权与罗尔斯理论中的政治和决断

一种常见批评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理论",因为它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从而自由主义消解了政治生活的本质。通过分析制宪权理论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不难发现政治自由主义并未忽略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和决断因素,而是一种更为平衡的理论模式。     

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兼论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提升我国道德水平

人性是道德的最终根据,中西方伦理学史中的不同学派都从各自的人性理论出发论证自身伦理学及其基本道德原则的"道德性"或"合理性",规定道德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但是,只有从人性的复杂性出发才能正确说明道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分别从逻辑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来说明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为伦理学通过设计而使人性向善提供理论支持。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的分析对于提升我国道德建设水平至少有两个重要启示:其一,坚持人是有限的道德人,并以此为基础把道德建设置于可操作的现实之上;其二,在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提升违背道德的成本从而防止某些地方或某些方面道德领域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经济人”的现实基础、生成途径与扬弃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

"经济人"假设具有两重性,既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有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看待"经济人"并不是单纯揭露其理论假设对现实状况的偏离,而是也注意到了"经济人"的部分的和暂时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人不断改造趋近于"经济人"式的人性设定,这种人格特质反过来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的批判,注重于对"经济人"的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合理地设想了未来人们新的存在方式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考量：源流、批判与拓展

经济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后果的一门学科，“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前提。从经济学史方面考量，“经济人”假说经历了纯粹“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和“有限理性经济人”等几个阶段。各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与修正，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解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的理论支撑。基于传统“经济人”的伦理缺陷．在生态文明时代．提出“生态理性经济人”可能是“经济人”假设的进一步拓展。     

论生态文明的人学价值

在生态文明出现之前,从人性的存在方式上看,经历了从"道德人"向"经济人"的跨越。"经济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表明时代需要新的人格内涵。生态文明观念引领人们在追求"真、善、美"方面进入全新境界,实现了人性的生态化转变,产生了"生态人"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深远的人学价值。     

试论万民法与全球正义的局限性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提出了作为"人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由于他是站在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上,所以,万民法不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是一种"现实乌托邦".而他的学生托马斯·博格等人试图突破罗尔斯万民法的局限性,提出并构建全球正义的设想,但基于政治的多元性、文化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多样性的事实,全球正义缺乏其实现的现实基础,因而只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     

人性的演变与高校德育的创新

人性是德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性可变是德育何以可能的前提,使人性升华是德育的根本目的。30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性实现了从"政治人"到"经济人"、从"客体人"到"主体人"、从"简单人"到"复杂人"的巨大转变。面对德育对象人性的变化,德育只有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法,才能进一步增强实效性,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服务,为人性的完善服务。     

谨防西方理论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歪曲解读

当下,有利用西方"经济人"假设等理论对我国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歪曲解读的现象,我们亟需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出发点,正本清源,不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策理论体系的逻辑合理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充分体现并发挥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理论的时代价值。     

"经济人"的道德之维--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人"误读

无论是经济人 ,还是道德人 ,都只是人性的一面。人的道德行为不是全然非经济的绝对无私 ,道德没有一般地要求人们非功灭私 ,而首先达到的是行为的合宜与功效。同样 ,人的经济行为虽然根源于人的利己动机 ,但它与人的道德行为一样 ,也具有可交换的社会化特征。因此 ,作为理论抽象的经济人也有其道德合法性。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根基 ——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哲学思考

政治是属人的社会活动,"界定人性内涵"和"符合人性规定"直接构成了政治生活历史的、逻辑的起点,政治人性因而成为政治生活的鲜亮底色与政治哲学的内在根基。从历史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政治人性理论是古典政治时期崇尚德性的"公共人"设定和近代以来追求自利的"自然人"设定,从政治维度来看这两种范式的政治人性理论都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和目的论叙事方法,故而既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陷入一种虚幻的道德论证。所以,当前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人性理论,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并以此指导和推进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政治进程。     

寻找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简析功利主义对个人牺牲正当性之探究

个人牺牲正当性问题是处理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功利主义认为个人牺牲如果能够增加社会幸福总量,是正当的和值得赞美的,这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之一。到20世纪,功利主义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如罗尔斯、诺齐克等的批评。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得到伸张和发展,寻找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新的平衡点成为当代伦理学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从功利主义到罗尔斯和诺齐克对个人牺牲正当性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论实践对人性的规定

经济学和管理学从科学的抽象性出发,提出人性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这种方法往往是将某种典型情况加以外推,形成普遍的人性假设,并进一步被“实在化”。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都只是抓住了人性的某一面,把某种人性与某种管理行为冠以简单的因果联系,脱离不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二元对立的巢臼。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看,人的实践存在性决定了人性处于动态生成中。实践的历史性决定了人性的复杂性。实践活动构成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场,复杂的人性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被确定,复杂人性的具体表现是依情境而变化的。     

人性假设: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力资源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认识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和"文化人",人性假设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向人性化回归的演变过程,但它们都未超越将人看作实现企业目的的手段。其实,人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人是丰富的集合体,人的需要是人性演进的内在动力。随着对人性深入全面的认识,加上生产力发展决定了人高度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全球化加速了对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迫切需要,产生了"全面发展的人"的假设,人本管理是以"全面发展的人"假设为基础,以人为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     

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规范——基于人性假设新范式的分析

人性假设是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前提.然而,"经济人"与"公共人"的线段式人性假设都过于极端,建基于此也就无法认识自由裁量行为的行使结果."利益人"作为一种新的人性假设范式,跳出了"性善"与"性恶"的窠白,言明了行政人员真实的利益取向.作为"利益人",公共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行为既可能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一心向公.由此,对其自由裁量行为的规范也必须从"利益人"的实然人性出发,通过彰显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和完善制度规范两个维度,确保裁量行为的公益取向.     

为“最不利者”呐喊——罗尔斯平等观的哲学解读

平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最不利者"是罗尔斯的平等观关注的焦点,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是罗尔斯平等观的主旨。本文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为切入点,探讨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平等观,分析罗尔斯是如何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保护他们的利益。对我国"弱势群体"的保护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勃兴与承诺

本世纪60年代初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转折:由英国著名伦理学家G·E·摩尔所发起的元伦理学之世纪性理论运动——以摩尔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为标志——已开始走下坡路,而由美国当代伦理学巨擘约翰·罗尔斯所领导的新规范伦理学运动——以其1970年发表的《正义论》鸿著为标志——则如日东升,这即是所谓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现代复归。对于这一重大理论现象,中外伦理学史家们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和各种各样的解释。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具体演进的过程特点、类型变化和现实承诺是什么?作为一股世纪末的伦理思潮,现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发展前景又当如何?而作为中国伦理学学者,我们该如何对待和评价这一理论现象?抑或更确切地说,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一些怎样的启示,以援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伦理学的理论建设?     

罗尔斯社会正义原则引入家庭领域的尝试与困境——基于苏珊·奥金学说的探讨

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正义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在对罗尔斯理论的借鉴与运用中,女性主义者苏珊·奥金独具特色。从关爱女性权益的视角出发,奥金批判继承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两个正义原则等范畴;她尝试使正义原则直接介入家庭领域,提出正义理论的女性主义变体学说。奥金的尝试是建立在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误解之上的,虽然其初衷很美好,但她抛弃了罗尔斯对自由原则首要性的重视,并将正义原则的适用推向了家庭的极致平等。在政治实践上奥金的家庭正义方案将会是失败的和危险的。     

稻田剧减 将遭“报应”

马涛在近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前提假定：人都是自利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人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把“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在西方，“经济人假设”是被严格限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而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将这一理论“假设”滥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