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推理的辩证观点——评西方归纳主义与反归纳主义

关于科学推理的方法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归纳主义与反归纳主义。前者把归纳绝对化,后者把演绎绝对化。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归纳与演绎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观点。归纳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基于经验的归纳,即科学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应用归纳法建立起来的知识。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有以 F·培根、J·S·穆勒等人为代表的朴素归纳主义者和以 R·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归纳主义者。归纳主义的创始人 F·培根,提出了人们用于寻求和发现真理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普遍的公理演绎出中     

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浅析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其哲学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是个人主义的.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他们强调社群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理论内容上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的批判两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没有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基础上,揭示了自由与权利的真正内涵.     

证实主义与科学真理

科学理论作为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和反映,包含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但同时也渗透着与客观实在不符合的成分.证实主义把科学问题和证实问题联系起来,其方法具有开拓视野的作用.证实主义最大的困难和错误是把证实当作一个逻辑问题来处理.实践上,科学的普遍性问题的证实仅靠一些个别事实的列举是不能做到的,其中演绎法是不可或缺的.     

浅析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发展

多边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从多边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出发,简要分析了其历史演变过程,并着重探讨了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多边主义的理论。开展多边主义的研究,对国际关系中的多边外交具有积极意义。     

论当代西方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分歧与融和

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是西方政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精英理论和民主理论相融合，形成精英民主理论，就能使精英理论面对政治现实的挑战。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论假设的差异，从而是使其理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对立，但这种分歧与对立不是绝对的。多元主义将精英主义少数垄断式精英发展到为数众多的精英，使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可以相容结合。     

评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在夯实方法论基础、拓展理论视野和充实知识框架等方面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宪政主义范式也招致不少学者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宪政主义的价值理念违背了公共行政学成立的初衷;宪政主义的规范取向,是一种空洞的理论;宪政主义内部价值之间存在着悖论;宪政主义过于强调一元路径,忽视了公共行政的本质。未来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在迈向成熟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在行政哲学、价值理念、方法论和政府管理领域等方面实现合理的转变。     

发展主义语境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困境及出路

通过对支配中国旅游发展的现代性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后果的批判性反思,以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和权利理论为基础,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立场由"物本主义"发展范式复归发展的"人本精神"和真正的工具理性。基于这种反思—实践的问学路向,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借此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途径,以旅游资源产权权利的清晰界定和合理配置为中心,围绕社区参与的机会保障与能力建设从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上进行全面的制度设计。     

论历史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科学观范式

历史主义、生态主义科学观范式是在反思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文主要对两种科学观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态势进行阐述,通过对两种科学观的形成与演变的理论特征、方法论特征及其两者对现代科学观关注的焦点进行历史的审视和比较,认为两种科学观的贡献在于实现了科学观的文化转向,为长期处于割裂状态的人文与科学,提供了更多的互动,它们撕开了现代科学观困境的真实面目,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向人文和科学分离与融合的新视域。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两种科学观的比较,能够对当下科学理性的回归和科学教育的审视有所裨益。     

试论走出文化相对主义——一种生成整体主义的尝试

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研究的进展,文化相对主义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它是文化普遍主义的反动,体现了一种批判性的学术精神,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是由于它实质上是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理论产物,具有一系列严重的形而上学谬误和自身不可消解的悖论性症状,成为文化和学术研究发展的障碍。构建一种生成整体主义的世界文化观,在其框架下实现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研究的辩证统一,应该不失为一条走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有效路径。     

从前沿科学到新哲学——评《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

《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追踪科学前沿，在对前沿科学成果分析的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哲学论证。梳理、研究了计算主义的理论渊源、演变过程、种类特征，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计算主义世界观，并对计算主义所遭遇到的批评进行了回应。此外，采用了哲学“新传播”的方式，扩大了计算主义的影响。     

体系主义与形式主义对日语语言交流的障碍分析

外语学习由最初的语言学习目的变为一种交流平台或工具.许多学习者希望借助外语来了解更多的国外先进技术知识,而并非单纯地满足于掌握一门语言.本文从体系主义和形式主义对日语语言交流形成的障碍角度,对语言交流模式的改革进行了两方面阐述,探讨如何消除体系障碍促进学习者的语言表达以及沟通的综合能力.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论东亚旧、新地区主义的形成及其比较

地区主义是相对全球主义的一个国际现象 ,它既是一种理论 ,也是一种实践。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地区主义中心 ,地区主义及其发展趋势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东亚地区也先后经历了旧地区主义发展阶段和新地区主义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这两个阶段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不同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程序主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范式演变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思想家一脉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正义、善、公共幸福等规范概念居于核心地位,规范主义是当时合法性思想的基本范式。随着19世纪末以后传统规范哲学的衰落,以及现代政治科学的兴起,合法性概念的提出者韦伯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就成为合法性研究的主流范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先后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和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这两股浪潮为合法性理论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图景——程序主义合法性。程序主义合法性模式的特点是既重视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同时更注重价值规范形成确立的实践过程——公共审议;其实质是主张经由审慎理性的辩论协商程序以达致一种“辩论的共识”。     

地区主义与分离主义

地区主义是指基于强烈的区域认同感之上并表现为一定的独立意识和排他性需求的社会思想体系。地区主义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区域文化的基础上,在经济利益诉求和党派斗争等因素的推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地区主义的作用下,分离主义才得以兴起。对地区主义的有关分析和研究有利于解答当前国际政治领域内所面临的分离主义难题,同时对理解和贯彻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也有一定的帮助。     

论司法能动主义构造路径

当前,对我国司法究竟采用司法能动主义还是司法克制主义,学者间存在很大争议。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在实质上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种法律模式造成的差异。通过论述司法能动主义的构造路径,澄清其目标仅是推进宪政,减少司法克制主义对其创造动机的抵制,使我国司法充分吸收英美法系的这一制度,为实现司法的民主进程发挥其积极作用。     

海外所谓毛泽东乌托邦主义论评析

莫里斯·迈斯纳的乌托邦主义论是海外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海外对其乌托邦主义论也是一种有争议的观点。海外学者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等同于乌托邦主义,是由于他们忽视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从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出发等原因而造成的。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观念、话语、修辞: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的三重取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近期的发展受到社会学、语言学较多影响,在处理结构和能动性关系问题与制度变迁的内生解释问题时更倾向以建构性而非结构性或因果性的动态视角思考相关理论命题和动力机制。建构制度主义以此为契机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兴流派,但其内部包含各异的研究取向。通过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的有益成果,汲取社会学、语言学特别是组织理论的洞见,建构制度主义能够将观念、话语、修辞进一步内化为其理论演进的关键取向。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实观照与理论旨趣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用以分析二战后欧美国家公众价值观变迁的理论命题之一。其核心观点是:经过长期经济繁荣之后,公众价值观发生了由“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型。这一转型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经济要素对个人幸福感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公众在社会各领域态度和行为的“个性嵌入”,期望多元、政府“超载”和“批判性公民”的出现,等等。在理论层面,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理论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力图证明文化可以作为独立变量影响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应当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