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事搜查措施的思考

<正>刑事搜查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为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所采用的一项侦查措施,这项侦查措施在打击犯罪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项权力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在实践中刑事搜查权被滥用、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刑事搜查也需要限权,要受到一系列程序规范的限制。     

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重构

刑事搜查是侦查人员依法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罪证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从启动、执行、终结程序分析我国现行搜查制度的不足，并提出重构设想。     

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略,在程序控制、司法审查、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防止非法搜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应根据侦查实际,构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搜查程序,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构建搜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救济机制。     

隐私权视野下的刑事搜查之限制

刑事搜查作为法定侦查行为,在实现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功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隐私。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刑事搜查行为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现象屡有发生。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视角下,探究对刑事搜查进行限制的法理依据,借鉴限制刑事搜查的域外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重构

我国刑事立案是独立、必经的诉讼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启动标志,由此带来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诸多缺陷。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削弱刑事立案的独立程序地位,将其纳入侦查程序之中,以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搜查的制度困境与完善

刑事搜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法律权利,是侦查活动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措施之一,本应严格规范适用,但我国目前只是构建了刑事搜查制度的大体框架,还存在搜查理由空白化、搜查令状空泛化、签发主体内部化、救济程序无力化等四大问题。相比之下,英美法系的“司法控制模式”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控制模式”在制度体系设计上更为完备,能更好地规制搜查行为,可为我国搜查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与启示。但必须注意的是,域外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进行本土化改造,由此方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搜查制度体系。具体的完善路径可从充实搜查理由、具化搜查令状、转由检察机关签发、强化救济程序等四个方面展开。     

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以美国搜查程序为鉴

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缺失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重视研究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问题,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通过比较法的考察,美国在刑事搜查中有关隐私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中的构建

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规范化研究——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依据现有刑事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是一种法定证据类型,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阶段具有电子数据初查权。在初查阶段,侦查机关只能采取任意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不能使用强制侦查措施。但由于程序规范上的失位、措施运用不当等原因,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收集呈现出立法衔接不畅、类型界限不清、收集方式笼统等问题。追本溯源,应归因于目的与手段的比例失衡。基于比例原则的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相关要求,应从明确初查程序法律地位的妥当性、明确初查中任意侦查措施的必要性以及调查核实权益保护的均衡性等方面促进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的规范化。     

我国现有立法背景下隐匿身份侦查的理性运用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程序规定极度缺乏。不过,刑事程序原则可以作为解释与适用现行程序法的指导原则,对于刑事程序法所未规定的程序,则可以依据刑事程序原则的内涵与精神而类推适用最相似的程序。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当中类推使用最相似和最合理的实体或程序规范。隐匿身份侦查的基本程序包括主体、对象、启动、监督和责任承担。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包括实体法基础和程序法依据。隐匿身份侦查的相关证据问题则保护其基本的证据能力定位和证据的具体使用方式。     

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中的直言变形推理

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个案侦查中,对某一刑事个案的现有犯罪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关于犯罪信息的新判断的思维过程,它以推理为主要信息处理方式。直言变形推理是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中一种较简单的推理,它包括直言换质推理、直言换位推理以及二者的综合运用。三者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在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中运用直言变形推理时需要遵守一些合理性原则。     

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差距分析

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发展进程来看,其重心在于通过面的扩大使这项制度真正成为待救济人群触手可及的公共福利,而事实却是参差不齐的援助质量使人们逐渐对这项制度失去信心。为进一步促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完善,需要对运行中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过程分析。在对援助服务每个环节进行综合考量后,发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差距主要来自于立法者认知、服务质量标准、服务提供过程、服务宣传沟通和服务感知五个方面。     

罪犯角色认知的误区及对策

角色认知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罪犯在改造中,存在着角色认知的误区,导致角色行为与现实脱节,不能正确认知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产生角色冲突,导致角色失败。因此,在改造中,强化罪犯的角色认知意识,是转化罪犯的前提条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救助的不足及解决路径

刑事法律制度缺乏对刑事被害人的充分关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问题,但囿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遭受严重伤害的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仍存在较大困难。且在媒体报道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侧重关注犯罪人,忽略被害人,从而加大了社会大众对被害人救助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探索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形成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以为将来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刑事被害人的求偿权作出有益的探索。     

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诱惑侦查的理性运用

诱惑侦查是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侦查方式,由于诱惑侦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导致诱惑侦查的争议不断。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出现,在诱惑侦查的使用过程中如何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只有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研究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才能致使诱惑侦查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又不致侵犯人权。     

论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中的权利保护

查封、扣押与冻结是刑事诉讼中对涉案款物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其在保全证据、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确保刑罚执行,并预防新的犯罪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家司法机关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会＂侵害＂到相对方的权利。因此,对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保护,规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十分必要。本文从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中的权利分析入手,梳理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的含义,总结其行使过程中涉及的权利特点,论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并提出保护的措施建议。     

论刑事被害人的过错——以聚众斗殴罪为视角

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犯罪的发生一般是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刑法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过错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对于以犯罪人和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利于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聚众斗殴的案件中很少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诱发和促进犯罪的发生。在聚众斗殴过案件中,一旦出出现有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按照刑法292条中的规定,以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鉴此,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聚众斗殴罪之定罪量刑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罪惩处。     

中国刑事政策三十年“路线图”

刑事政策是指导一国犯罪防治工作的总体策略，其科学与否对该国犯罪防治效果及刑事法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值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30周年之际，探讨30年来中国刑事政策的历程有助于发掘刑事政策演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重新梳理相关刑事政策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演变后的社会因素，是把握今后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实证研究

透过近年来反渎职侵权办案实践,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呈现出渎职侵权行为直接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本身结果的发生较少;渎职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占有较大的比例;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多因一果的现象比例较高：不作为及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情况的比例略高：考量危害结果中的经济损失都是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等特点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对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法律规范缺失;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对渎侦办案人员实行通才管理体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立法规范化;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建设：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促进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