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又与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密切相关,所以,搜查的启动必须谨慎。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存在着搜查启动缺乏明确的理由和标准、搜查决定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无证搜查的启动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立法经验,对搜查启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以美国搜查程序为鉴

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缺失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重视研究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问题,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通过比较法的考察,美国在刑事搜查中有关隐私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完善刑事搜查措施的思考

<正>刑事搜查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为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所采用的一项侦查措施,这项侦查措施在打击犯罪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项权力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在实践中刑事搜查权被滥用、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刑事搜查也需要限权,要受到一系列程序规范的限制。     

侦查中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确认和保护隐私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法律对隐私权进行保护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保护和扩大公民的自由,强化对公民私权的保护.因此,对隐私权的保护意义重大.我国尽管现有立法从不同角度对隐私权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保护,但都未将隐私权确定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有关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尤其是在极易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侦查中,我国立法尚不健全.我国学者对加强法律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已经形成共识.笔者认为要加强立法,健全制度,应明确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宪法基础,在刑事诉讼法或单独立法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作更详尽规定.同时,还要加强侦查人员隐私权保护观念,规范侦查行为.     

公安秘密侦查与人权保障的辩证思考

随着犯罪方式的组织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秘密侦查日益成为公安机关控制和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但秘密侦查的运用,也对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利构成侵犯,从而引发刑事诉讼领域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是转变犯罪控制模式的现实需要,是提高侦防效率的客观选择,符合法益权衡的法理基础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秘密侦查行为对刑事司法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对公民隐私权的威胁,对公民其他诉讼权利的侵犯,对刑事司法伦理的挑战等。因此必须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理念对秘密侦查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加强专门立法;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加强当事人权利保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法律的规制下不受侵犯。     

论刑事搜查的程序性制裁

随着刑事诉讼理念从程序工具主义向程序本位主义转变,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刑事搜查的实施以直接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为代价,且其具有很大的强制性,故需从程序上予以合理的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程序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尤其缺乏对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为了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非法搜查行为的发生,可借鉴域外关于搜查程序性制裁的有关规定,在我国构建切实可行的刑事搜查程序性制裁机制。     

隐私权视野下我国侦查立法之检讨——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侦查的功能与价值,在其程序设计上充分映现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平衡。这一程序的特点,极易让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在侦查实践中,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现象屡有发生。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了诸多修改,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但在刑事侦查阶段的隐私权保护方面仍然涉及甚少。有鉴于此,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相关立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为核心的相关侦查立法,在侦查活动中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技术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犯罪形式的变化,技术侦查成为打击犯罪的重要侦查手段。技术侦查因其高度的隐秘性而与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冲突。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技术侦查立法追求的目标。技术侦查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应受到严格的程序控制并辅以救济措施。     

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略,在程序控制、司法审查、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防止非法搜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应根据侦查实际,构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搜查程序,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构建搜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救济机制。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搜查的制度困境与完善

刑事搜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法律权利,是侦查活动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措施之一,本应严格规范适用,但我国目前只是构建了刑事搜查制度的大体框架,还存在搜查理由空白化、搜查令状空泛化、签发主体内部化、救济程序无力化等四大问题。相比之下,英美法系的“司法控制模式”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控制模式”在制度体系设计上更为完备,能更好地规制搜查行为,可为我国搜查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与启示。但必须注意的是,域外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进行本土化改造,由此方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搜查制度体系。具体的完善路径可从充实搜查理由、具化搜查令状、转由检察机关签发、强化救济程序等四个方面展开。     

论犯罪信息检索的原理、方法及其侦查学价值

犯罪信息检索是指公安部门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利用信息网络系统,将存贮于计算机中的各种与犯罪案件相关的处于待命状态的情报信息激活,与案件中的现有信息进行比对、研究,以确定案件信息与存贮信息之间关系的技术。犯罪信息检索的理论基础是同一认定原理和信息流原理。犯罪信息检索的类型有单项检索法、多项检索法和滚动式检索法。犯罪信息检索不仅可以增加侦查的科技含量,加强侦查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降低侦查成本,同时也丰富了侦查技术的内容体系。     

目标轨迹在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传统的犯罪侦查,以现场、物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为中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其侦查与鉴定遭遇更多的困境,导致无法将案件与犯罪嫌疑人联系起来侦破。目标轨迹概念在犯罪侦查上的运用,不仅可突破传统的侦查限制,更扩展了痕迹物证的搜寻范围,对于提升侦查效益有莫大的助益。     

“人肉搜索”的刑法学思考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搜索方式,近几年愈发吸引社会关注。人们在赞叹"人肉搜索"为社会环境净化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网络暴力事件的频频发生。在隐私权的内涵如何界定在实体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学界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将"人肉搜索"纳入刑法规制明显不当,面临诸多障碍。针对"人肉搜索"产生的负面影响,应主要从民事责任角度加以调整。"人肉搜索"的部分行为类型也可构成刑法现有的侮辱罪、诽谤罪以及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物质交换原理在犯罪现场勘查中的运用

物质交换原理作为刑事侦查学的一项基本原理,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学教材中不难见到它的影子。遗憾的是,物质交换原理在我国公安院校的刑事侦查学讲授当中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相关的侦查学教材中也鲜有详细的论述。深入认识和促进物质交换原理在犯罪现场勘查中的运用,有助于侦查人员收集物证,完善现场勘查程序,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论搜查的理由及证据要求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法治国家对搜查采取严格的司法令状主义进行司法控制,并建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警察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剥夺,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警察搜查的权力源于维护公共安全、警察自我防卫、获得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针对警察搜查不同的权力源,在证据要求上也应当不同。     

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我国附带搜查制度的建构

附带搜查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搜查制度令状主义原则的一个重要例外,为现代刑事诉讼所普遍确认。我国在建立附带搜查制度时,应借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规定,合理架构搜查制度体系,明确其启动的前提条件、时间限制、实质要件和范围限制,以弥补立法缺陷,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     

谈公安机关搜查笔录的制作

搜查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获取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分子的重要手段,而搜查笔录是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全面记载搜查情况,固定和证明搜查所获证物、犯罪嫌疑人及案件事实等情况的证据文书。其制作是否准确、及时、规范,直接反映了公安机关实施法律,办理案件的情况和过程。文章针对实践中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如何规范制作的见解。     

邮寄渠道走私犯罪侦查对策

通关邮寄渠道走私的物品价值大、体积小;走私行为十分隐蔽,往往是见物不见人。侦查方法包括:沿着“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认真检验邮件,及时并案,选定侦查范围,对重点场所进行布控;抓捕犯罪嫌疑人,制定讯问策略,搜查相关场所,做好笔迹、走私物品的鉴定工作;查明案情,沿着走私链搜集证据。     

析侦查实验、搜查、辨认三种笔录的证据能力

立法上规定的刑事证据有七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如侦查实验、搜查、辨认笔录等。因此这几种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笔录是否属于证据以及应当归属于何种证据是个需要迫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