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教育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研究

在界定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空间、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总结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特点,即舆情更易快速集结,舆情体现出大学生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与公众舆情相比更易治理,舆情相对比较理性等;对已有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提出的治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和困境等成果进行了综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模型,即建立以"信息公开、对话、事后分析、决策"为流程的治理体系,对于信息不透明、制度缺失和政府不作为等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公开和对话可以增进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了解,分析和决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预防或平息群体性事件。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网民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在网上,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社会实情与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近几年,我国突发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如"非典"、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新疆"7·5"事件等。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种难辨真伪的消息相伴而来并迅速传播,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因此,正确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探索其治理路径,对于提升各级政府的舆情危机治理能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研究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征、内涵进行了阐述和界定,详述了政府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失范效应,进而论述了非政府组织介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价值效用: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缓解矛盾冲突;发挥专业优势,辅助政府治理;监督政府行为,维护公众权益。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所受到的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的路径选择。     

线上线下联动:网络舆情治理的必然逻辑

网络舆情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实问题本身,现实问题的解决是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根本。但个别基层政府却割裂了网络舆情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不仅不能平息舆情,反而导致事态扩大化。因此,网络舆情的治理既需要线上舆情的应对,更需要线下问题的解决,只有线上线下联动,舆情和事件同步处置,才能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     

网络舆情预测模型研究

互联网的飞跃发展,既孕育着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正是诸多挑战带来"副产品"。为此,本文根据网络舆情传播特性,通过建立Lotka-Volterra模型,对网络舆情的演进过程做出了合理预测。本文考虑了政府和网民在网络舆情中的相互影响,建立两者间的竞争模型,预测竞争中可能产生的结果,寻找竞争中政府与网民间平衡点的位置,为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的干预行为提供依据,同时为衍生舆情的产生提供一定的解释。     

借助社会组织力量开展网络舆情治理

网络舆情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率快等特点,容易造成失实言论成风、误导社会公众的现象。现代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中有必要寻求其他具有公信力的主体,比如,借力社会组织依法依规行事,服务政府与公众。同时,因其言论更加接地气、态度更加中立客观,具备充分的调查和研究能力,亦可借助社会组织力量更好地开展网络舆情治理。     

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助推因素与引导策略分析

网络舆情给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引导网络舆情已成为政府的必备技能并反映了政府治理水平。网络舆情的产生和演变是舆情事件、网络空间、网民和政府等要素互动和博弈的结果,其传播过程一般历经形成期、扩散期、爆发期和消散期,其演进受到多种助推因素的影响。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畅通官民互动的网络沟通机制,构建媒体联动格局,充分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导向作用,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引导网络舆情的协同模式,积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引导网络舆情的有效策略。     

论中国政府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电子政务治理途径

阐述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界定对于事件应对的重要意义,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应对过程中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现状:治理虽有成效但仍存在问题,主要是治理观念淡薄、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弱、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不高、公众参与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论述了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以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的新途径。     

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归纳分析了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网络舆情治理思路定位不当,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手段落后,网络舆情研判缺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从治理思路、实施手段、研判标准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为构建标准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研判标准,从而为提高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社交媒体时代衍生舆情运作机制与治理对策研究

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海量信息高效传播使政府被置于"共景监狱"中心,受众结构重组使得自我表达情感化,传统媒体话语权式微使得把关缺失。这些都推动了舆情生态复杂多元的变化以及近年来衍生舆情的常态化。衍生舆情大量出现的深层要素是社会基模与集体记忆,现实要素主要是利益诉求、事件延展性及信息不对称。衍生舆情的治理对策包括:强化网络空间法制建设,弘扬网络信息伦理道德;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辟谣和正向应对机制;以日常形象构建为基点,培育信任文化;加强衍生舆情监测,形成针对性治理方案;积极主动回应,把握政府话语表达方式;引导议程设置,实现两个舆情场的共鸣。     

网络次生舆情的应对之策

当前网络次生舆情呈现复杂、多元特点,造成的社会影响屡屡令当事者和大众关注者措手不及,一旦处理不当将演化成深层次社会危机,给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带来新挑战。政府治理次生舆情要从根源出发,加强网络监管、及时辟谣、掌控政府话语权,以降低次生舆情带给社会的影响和压力。     

网络舆情与政府治理范式的转变

互联网为民众舆情表达提供了崭新的空间。网络舆情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成为中央高层领导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通过对网络舆情以及治理概念和内涵的探讨,引出从舆情视角来审视政府治理,并指出电子治理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     

微信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及其应对

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以其私密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缩短了群体性事件由线上发布到线下集群的时空进程,给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治理难度。因此分析微信平台中群体性事件生成特点、种类以及治理难点与路径等,有助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要放下身段

在网络使用高度普及的今天,地方政府到底应该怎样应对网络舆情,该如何处置突发事件?对于突然曝出来的负面事件,想瞒是瞒不住的,试图掩盖或者矫饰是愚蠢的,其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日前发布"2011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这份榜单显示,在河南双汇"瘦肉精"事件中,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表现"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此外,重庆万州辞退吃空饷官二代、江西鄱阳股长外逃两个事件,政府的应对也被认为"存在明显问题";辽宁沈阳酒店春节大火、山东济宁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河南天价过路费案、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甘肃古浪尘肺病事件等事件,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只有江苏南京梧桐树事件中,"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     

涉警舆情反转的生成机理与治理——以庆安枪击案为研究样本

涉警舆情反转是在涉及公安机关或人民警察的场合,多数人的意见总体上发生的相反方向的偏转。它既不完全是网络涉警舆情反转,也不等同于涉警舆论反转。与一般的涉警舆情相比,其特点为(多次)反转;与一般的舆情反转相比,其特点为正负交替,余波不断。涉警舆情反转态势和走向是公众、警方和媒体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三方所处的传播格局也因为新媒体的参与具有多元性和多变性。对涉警舆情反转的治理须把握事件触发点、舆情高潮点、舆情反转点以及涉警舆情发展轨迹:在事件触发点做到规范执法;在舆情高潮点做到顺势引导;在舆情反转点做到及时发布;实时追踪发展轨迹,有效引导舆情走势;注重公众沟通交流,实现媒体互动合作。     

治理网络舆情,政府该如何着手

网络为公众拓宽信息来源、提供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也给政府的公共治理带来了挑战。当前,网络舆情表现出传播机制的复杂化、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化和运行规则的系统化特征。对此,政府应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创新治理理念;应从单一到多元,形成协同治理模式;应从线性到系统,形成生态治理机制。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情控制研究

曹伟、王华彪在《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网络时代环境下,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联系紧密。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并加速其恶性发展,使其处理复杂化。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政府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策略

网络舆情危机治理是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基础职能,政府部门应当基于网络舆情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相应的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机制,开发网络舆情危机技术体系,不断提升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能力。     

网络舆情事件的引导策略探究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网络舆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种网络舆情事件层出不穷,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当前应在剖析突发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原因的基础上,直面政府及其官员在应对网络舆情事件上的诸多困境,着力探寻有效引导网络舆情事件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