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个人信息泄露利益链,亟需法律“保驾护航”

当前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现象严重,且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链条化、技术化等特点。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共治,更需要立法部门及时完善有关法律,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守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最后一道防线。     

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研究——以黑色产业链为切入点

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持续高发,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色产业链条,不仅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且与下游犯罪如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密切关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有必要结合最新案例和数据,探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色产业链特点,提出侦查防范对策,从整体上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色产业链,为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治理提供更大更多的支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及治理——以160个单位犯罪主体为分析基础

在企业大规模侵犯个人信息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准确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与规律,并建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呈现出涉及行业多元化、地域分布集中化、信息多样化、行为单一化等特征,其治理存在查处率低、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实现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归责体系,加强数据合规建设.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大数据时代,做好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就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切实提高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违法成本,构筑多元化监管机制。唯此,方能增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防护水平。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确证——兼及复合法益说之提倡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确证，理论界存在个人法益观与超个人法益观两条对立路径。超个人法益观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为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存在抵牾，本罪法益应当在个人法益观的视域下予以探讨。复合法益说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要保护法益，将公共信息安全作为衍生法益，在必要时，对信息自决权予以适当限制。只有通过复合法益说的指引，才能真正为本罪争讼问题提供合理答案，正确划定本罪的犯罪圈。     

为个人信息加把“锁”——立法保护个人信息刻不容缓

面对日益猖獗的个人信息泄露，如何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此种现实，各级人大代表大声疾呼，立法保护个人信息已刻不容缓。     

浅谈现有条件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之策

通过阐明个人信息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前个人信息安全现状和保护工作现状的分析,强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足现有法律规范尚待健全的客观条件,探索总结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为基础的个人信息安全治理工作方法,为企业开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工作提供指导。     

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如何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方式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与此同时这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一定挑战。尽管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在涉及到公共秩序时,一定程度上需要让位于知情权,但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更加全面地保护公民隐私权也十分必要。只有坚持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才能妥善处理好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两络信息保护立法重在平衡各方利益

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一次重要立法行动,因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谨防越界盗取用户信息

正信息泄露不仅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甚至已经威胁到关键性产业、政府机构等。目前,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移动通信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现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注册网上衣、食、住、行等各种App来满足生活需求。然而享受便利的同时,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不知不觉被盗取。在安装App时候,经常会弹出提示框,询问用户是否同意App获取其位置信息或读取其手机中的通讯录等信息。大部分情况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允许。然而,有部分App     

个人信息保护的适应性治理路径：制度创新、能力适配与责任重构

在个人信息安全治理场域,政府面对的治理情境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表现为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成因复杂难判、影响预估不力等。引入适应性治理理论分析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治理路径,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互动相生：针对制度供给不足,政府开展的行政监管同立法过程交替互动,推动制度更新;针对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成因复杂问题,政府部门同信息产业链条各环节的从业企业主动互动,借用其技术资源调整监管方案,实现能力适配;针对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影响预估不力问题,政府部门积极与民众沟通,增进政民双方互信,助力责任重构。个人信息保护全过程适应性治理将有力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常态化和长效化,促进个人信息安全治理综合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拿什么堵上劳动者个人信息泄露的缺口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劳动者个人信息安全。综观国外对个人信息的立法,借鉴欧盟模式及美国安全港模式的先进经验,我国的劳动立法应从明确用人单位知情权的权利界限、规定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个人信息的规章制度以及设定特定的劳动法责任三个方面,有效保护劳动者的个人信息。     

织好网络个人信息安全“法网”

买了新房。装修公司电话就“接踵而至”；孩子还未出生，手机已被奶粉推销电话打爆……这样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怎样泄露出去的？对此类问题寻根究底的同时。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也暴露在公众面前，如何保护好此类信息，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事实上，随着网络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与现实世界相类似的各种特征也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比如说网络犯罪、网络欺诈、垃圾信息、黑客攻击、侵犯个人隐私和网络恐怖主义等越来越多的网络犯罪行为不断出现，其危害对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甚至已发展到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安全的程度。对此，唯有织好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的“法网”，才能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特作如下决定：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犯罪防控研究——以多元体参与信息时代保护公民隐私为视角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犯罪学中的概念,以刑法规范为核心,拓展到所有危害程度达到行政法评价程度的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具体可表现为擅自披露、擅自提供、非法买卖、超目的使用和冒用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方式。①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与难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广,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信息化社会的顽疾之一,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效的保护个人信息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秩序,必须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防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

大数据带来的现实难题亟需重新审视"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鉴于本罪保护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双重法益,遵循以信息安全为侧重的二元价值观,因此其概念应直接界定为:可直接或间接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各种静态信息以及反映个人活动情况的各种动态信息,其中将识别性的强弱结合数量来界定刑法风险的有无。此外,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内的"公民"一词不应被删除,以及自我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尤其对其的整合也应受到保护。     

工信部拟出台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

2012年4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宣布,《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已经编制完成,而且已经通过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办公会的审议,正按照国家标准审批程序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指南》明确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特定、明确和合理的目的,应当在个人信息主体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个人信     

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打造法律保护盾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又具有收集上的不可控性与不可更改性等特点。因此,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总体趋势下,应当特别关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要通过专门立法加以规范,避免非法收集和处理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以免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损害。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政府监管：制度安排、执行困境与整体优化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思想的充分体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赋予政府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监管职能,构建了政府监管的组织架构。鉴于国内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政府监管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可借助“制度—组织—结果”的视角,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制度安排、现实执行、整体优化进行分析。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面临“法不应求”“协而难同”“重心后置”“威慑乏力”等现实问题,应从有法可依、高效协同、全程监管、科技赋能和社会共治五个方面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的整体优化措施。     

从人肉搜索看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从人肉搜索带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入手,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介绍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探讨如何加强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