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通缉法律问题探讨

悬赏通缉在侦破重特大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理清。对悬赏通缉的法律地位,悬赏行为及赏金的性质认定,可能获得赏金的对象范围,复杂情况下赏金的分配方式,进行悬赏通缉应当把握的标准,悬赏纠纷的解决机制等问题应进行深入探讨,以提出完善悬赏通缉制度的意见。     

悬赏通缉法律问题探析

悬赏通缉措施在侦破有影响的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对其许多法律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以法律为视角,对悬赏通缉的法律地位、悬赏行为及赏金的性质认定、可能获得赏金的对象范围及复杂情况下赏金的分配方式、进行悬赏通缉应当把握的标准、悬赏纠纷的解决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助于促进悬赏通缉制度的不断完善.     

观点看法

这个悬赏金额是表示对被通缉者的蔑视？还是表示事实上已放弃抓捕希望？     

刑侦中运用悬赏通缉（通告）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在刑侦中 ,悬赏通缉 (通告 )既是一种特殊的悬赏广告行为 ,也是公安机关的一种刑事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 ,一旦使用 ,就应当积极兑现承诺 ,以维护公安机关威信。同时 ,国家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对此作出相应规定。     

日益大众化的悬赏缉凶

向社会公开悬赏征集犯罪线索,尤其是重金悬赏缉捕重犯要犯的手段,在世界各国均已被广泛运用。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悬赏通缉十大要犯”制度,抓获一名再递补一名,民众反响很大,也颇为奏效。前不久,美国政府悬赏2500万美金捉拿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父子以及前几年悬赏捉拿恐怖大亨本·拉登的事几乎人尽皆知。据统计,曾经上过美国十大通缉要犯名单的466名逃犯中,有139人是由于民众的参与而被捉拿归案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让犯罪分子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扑克牌通缉令——何以钓到“大鱼”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机关用扑克牌通缉的“7·11”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志军,1月26日在湖北省襄樊市被抓获归案。当日下午,“红桃 K”张志军被押解回河南,其余15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也有反馈。(1月27日《新京报》) 笔者至今还记得发放扑克牌时的新闻报道：去年11 月,河南荥阳警方把印有16名命案在逃嫌疑人肖像、个人资料以及警方报警电话、悬赏数额的50万副扑克牌交给铁路警方,向乘客免费发放,其中的“红桃 K”就是公安部通缉的“7·11”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志军。由于案情重     

徐海东出身最苦的大将

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 ●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解放后,他常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     

关于通缉之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通缉,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学界,尚未对它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填补这个空白,特作如下探讨:一、关于中外法律规定的通缉及比较通缉,在我国,古以有之。据考证,我国最早的通缉开始于东汉桓帝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曾采用通缉令(即“刊章”)通缉被通缉的人。此时,通缉被称为“刊章”。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汉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事件”发生后,侯览乘机勾结同乡朱并,上书诬告张俭,     

请莫误读“悬赏通缉”

最近,公安部决定在中央电视台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悬赏通缉重大、特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对此,在多数人拍手称快的同时,有人却摇头叹曰:“唉——,群众路线歇菜了。” 此番感慨,引发笔者深深的思索—— 群众路线曾经是我国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值得夸耀的成功经验。50年代和60年代初,党风清廉,政风勤谨,民风淳朴。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     

域外各国通缉制度的同与不同

通过对域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通缉制度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和各地区在通缉的发布途径、通缉书的内容、通缉的效力和通缉的撤销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在通缉的称谓、通缉的对象、通缉的决定机关和通缉的发布主体上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通缉制度的正当性理论探讨

通缉制度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通缉的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和实施对象。从通缉的实施主体来看,国家公权力的节制理念应当得到彰显;从通缉的实施程序来看,通缉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从通缉的实施对象来看,基于无罪推定理念,被通缉对象应当具有诉讼主体性。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马加爵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刑事悬赏问题的关注,我国尚没有关于刑事悬赏的专门法律规定,理论界的探讨也多限于民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仍然体现了群众路线,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单独法律行为,悬赏人只能是司法机关,而赏金的给付应区别对待。     

悬赏渐欲迷人眼

如今，五花八门的悬赏越来越多。大到捉拉登、世界杯悬赏球员，小到“失主必有重谢”等私人悬赏，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五花八门的悬赏悬赏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燕昭王千金求士，商鞅移木树信，都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故事。只不过，现代社会中，悬赏早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令人称奇。一曰稽查真凶。和平年代，悬赏用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抓捕罪犯了。 新中国的第一次悬赏发端于1983年的东北王宗、王宗纬(二王)的持枪杀人案。当时，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知情者。从此，悬赏在我国被采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破获…     

刍议我国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我国法律至今仍未对其法律性质做出明确规定。立足于对悬赏广告的概念、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诠释悬赏广告,明确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能更好地保护行为人的合法利益。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作为一种特殊的悬赏方法,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我国的刑事悬赏还不够成熟,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构建刑事悬赏制度包括以下几方面具体设想:海报的制作;适用范围;赏金来源;赏金数额标准及发放原则;举报人的权益保护。     

当前我国侦查机关在刑事悬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思考

刑事悬赏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侦查机关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在充分肯定其打击刑事犯罪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必须针对当前刑事悬赏实践中存在的悬赏的案件和金额无规定,以及悬赏的经费无保障和主体多元化等突出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即从刑事悬赏的基本条件与基本原则这两大根本问题入手对其进行规制。     

刑事悬赏中犯罪嫌疑人、罪犯的赏金给付

刑事悬赏是一种行政奖励行为。自首的犯罪嫌疑人不能成为刑事悬赏的相对人;构成立功的犯罪嫌疑人、罪犯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按立功处理,不能成为刑事悬赏的相对人;协助公安机关查获与自己案件无关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的同时可以成为刑事悬赏赏金给付的相对人。     

又见“网络通缉”：游离于法网外的另类力量？

“网络通缉”编织法外之“网” 2007年5月2日，浙江温州商人林某在重庆家中的儿子被保姆偷走。当地网络媒体华龙网了解此事后，联络全国重点网站，策划了一场爱心寻婴行动，已有20多家网站加入。每天都有网友加入“通缉”嫌疑保姆的行动，以寻找失踪的婴儿。     

论个人悬赏缉凶与刑事侦查权的冲突

悬赏通告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件的侦查手段之一,个人悬赏缉凶行为有侵犯侦查权的嫌疑,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实践中应增强公安机关的公力救济,完善悬赏制度。     

遗失物悬赏广告的法律思考

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对遗失物悬赏广告无明确规定,发生纠纷时法院无所适从、处理不一的问题,该文试从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单独行为说的支持以及遗失物悬赏广告的经济学分析,得出充分肯定遗失物悬赏广告法律效力的结论,并对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