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现状

律师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律师制度的发展程度更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标志。律师是当事人维护合法利益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律师代表着当事人"天赋"的权力,给律师权利就是将权力交给公民。保障律师执法的合法权利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要求。一、新《律师法》对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的拓展     

矛盾下的权衡——论《律师法》的修改对反贪侦查的影响及对策

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律师法》第33条在旧《律师法》第30条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一方面，从当事人一方角度看，修改后的《律师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当事人的人权，同时也扩大了律师在诉讼阶段的权利，使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从另一方面看，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扩大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的侦查效率及取证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律师法》的修改对当事人一方权利的扩大及因此对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影响间的矛盾，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律师辩护权的权力化重构

权力和权利在我国现实语境中有很大的区别。权力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和直接性等特点,而权利则具有一定程度的软弱性、被动性和间接性特点。我国律师辩护权属于权利范畴,实践中存在许多困难。可以按照权力属性来重构律师辩护权,废除许多不合理的现行制度,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发展历程上看，律师由审判阶段进入侦查阶段是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比较法上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着眼，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律师会见权实现的现实难题

从法律规范性质角度来讲，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的规定属于禁止性法律规范，而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则属于选择性、授权性法律规范；据此可以判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遵守律师法禁止监听的规定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而如果选择行使派员在场的权力则违反律师法禁止性规范，构成一种严重违反法治原则的行为。虽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律师会见问题上的规定没有发生实质性冲突，但该项权利的切实保障仍有待于解决诸如权利救济程序等更为实质性的制度问题，有待于刑事诉讼制度的综合性改革。     

引入律师监督规范检察权运行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

权力的运行离不开监督,检察权亦是如此。检察权的规范运行不但与法律的尊严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尤其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密切相关。当前,检察权规范化运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压力的来源不一而足。文章指出规范检察权运行,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引入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以权利制约权力,确保权力规范行使,确保权利顺利实现。以此为出发点,提出在检察权运行过程中引入律师监督,借助律师执业的专业性与检察权运行的相关性,监督检察权规范运行。     

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就是保护人权—新《律师法》评析

权力制衡是法治秩序形成和存在的制度性架构,是法治形成和存在的直接条件。①律师职业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产物,是为了束缚国家权力,促使掌握公权力的人正当行使权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而设计的。律师的执业权利,是社会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国家所普遍认可的一种权利形态,其实质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因此,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就是保障人权。     

完善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基础先后经历了荣誉说、功利主义理论和隐私权理论。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以辩护律师为权利主体的律师特免权与律师负有保护委托人隐私权的义务存在矛盾。当前辩护律师特免权制度造成了事实上限制委托人变更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辅助人员不受特免权保护等困境。将辩护律师特免权变革为以委托人为权利主体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可以有效化解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产生的制度困境。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学分析

辩护律师的权利特别是取证权得不到有效的实现,不但会导致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造成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不利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还会对我国的法治形象和法制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时期,应从权利与权力平衡的角度,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并适合我国国情的辩护律师取证权保障制度。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制度之完善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律师的“帮助”，这是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诉讼科学发展的当然结果。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法律性质应当是辩护人，并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和特殊的诉讼权利。完善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应着眼于告知权、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于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3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司步录音录像在律师会见中的应用

新刑事诉讼法全面吸收了《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这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尤其是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借鉴职务犯罪侦查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律师会见中引入同步录音录像，对律师的会见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既有利于破解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问题，也可以达到惩处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平衡。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于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论警察权的私权基础

传统警察法多从公法角度研究警察权问题,鲜有人从私法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事实上,警察权有着深厚的私法和私权基础.循着公私法划分的起源和发展,我们能够找到原始的公权力与私法的关系.从警察权的本原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警察权的公权力属性,并进而寻找到警察权的私权基础.警察消极行政作用的强化和警察比例原则的普适化是警察权私权基础的集中反映.     

论我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

警察使用武力是一项重大而特殊的国家公共权力,影响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理应受到宪法的规制,但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问题却被普遍忽视,极少得到关注和研究。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是警察使用武力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具有制约警察武力使用权和保障公民生命权的双重作用。警察使用武力的核心内容应当作为宪法保留事项,由宪法加以规制。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宪法对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作出了直接、明确的规定,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宪法规制警察使用武力的理想模式是:宪法在确认公民生命权并规定保障生命权的同时,将警察使用武力作为保障公民生命权的一项例外情形,并且明确设定使用武力的原则和情形。     

谈我国应废止“户警一体”体制

我国的户籍管理体制受到较大非议，许多人认为它在保障公民的迁徙权，争取公民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平等权利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事实上，“户警一体”体制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有必要改革之。在我国，民政部门应该担当户籍管理的职能，而公安机关则应该仅仅建立犯罪人员的资料库并进行管理而已。     

论律师法的修改及对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律师法,扩大了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从理论上解决了律师执业中"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三大难题.从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上来讲,这次律师法修改,是一种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进步,赋予了律师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平等的权利,给予了律师以充分的法律信任,表明律师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待遇在不断提高,他们将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是必不可少的,但运用不当,会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因此,基于公安行政执法的特点和其自由裁量权限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正确行使公安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试从对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健全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和加强公安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者个人法治水准方面予以探讨.     

人民警察行使开枪权探究

人民警察的开枪行为历来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而当前有关法律法规对人民警察行使开枪权的规定还存在一定问题,诸如警察开枪的合理界限是什么,怎样保障警察正确行使开枪权?这些都是研究警察开枪问题的重要内容。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警察行使开枪权的立法经验,应修订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并加强配枪人员实战训练与改进现有枪支配备,使人民警察在法定情形下敢于开枪、依法开枪、合理开枪。     

民间反扒权利与警察权

民间反扒是利益格局失衡的产物,不能笼统地将民间反扒归入见义勇为的范畴。无论从宪法层面,还是从刑法层面来考量,民间反扒具有正当防卫的特征。民间反扒对现行警察权提出某种潜在的挑战。警方应主动将民间反扒纳入警察反扒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