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在治理过程中表现为从＂汲取型＂向＂输入型＂转向,中央政府源源不断地向农村注入各种惠农资源。然而,基层政府在承接国家资源输入的实践过程中却逐步陷入了乡村治理内卷化,如何化解这种困境已逐步成为重大的实现问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基于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运作方式。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在集体经济时代、税费时代、后税费时代的发展变迁嵌入在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及发展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变量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受制度环境决定并随其不断发展。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正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实现运行机制的路径创新。     

税费改革后农村准公共品供给困境分析——以广东农田水利投入为例

税费改革后,由于政府投入和农民投入不足,农村准公共品供给出现了困境。从分析广东农田水利的投入情况来看,政府投入和农民投入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准公共品的农民自愿供给模式尚未发挥作用和地方政府行为具有“经济人”特征。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民主治理机制

通过财政支农资金和制度政策供给树立起村级的民主治理结构,来解决项目制下公共品供给中的治理难题,从而有效满足村民的公共品需求。地方政府借助财政支农资金来激活村落社会的民主治理能力,在资源配置和治理单元重构中,赋予村民一定的自治权和项目资源的自决权,村民在自主开展公共品建设中通过群众动员和民主协商,并在成本共摊中实现交易成本内化,按照"谁负担谁受益"的公共品使用收益原则,实现了对少数不合作人的治理,形成了公共品使用的权利义务均衡观念,破解了项目制下公共品供给的治理难题,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公共品供给。     

论乡村水利制度的约束条件——理解江汉平原和豫南农区的小农治水与合作

市场化的乡村水利改革不可能解决农村水利公共品的供给问题。江汉平原上和豫南农区的小农治水实践表明,包括组织权威与社会权威在内的权威结构、分散和变革中的小农经济、农地制度构成了乡村水利制度的约束条件。而且,在组织成本不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农地制度创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利公共品的供给问题,相反其外部性效应却造成更高层次上的、更为严重的公共品供给困境。而外出务工则在逐渐改变农户的经济状况,并引起农村经济基础的内在变革,从而使农户土地合约面临不确定性、复杂性、利益主体多元化。这样,强化合约主体中集体的协调能力,增强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而非不断弱化乡村治权,才是重构乡村水利制度的唯一选择。     

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下降的现象及对策分析——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调查

取消农业税确保为农民减负增收的同时,也必定会进一步带来乡镇基层政府供给能力下降与农民自我供给缺乏制度化规范等突出问题。本文结合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实际调研,分析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的“国难主”与“民难辅”的两难处境,提出必须从乡镇政府、村委会以及农民自身多方面入手,建立以政府为决策和供给主体、村委会为需求表达和执行机构、民间资本为辅助的供给体系。     

公共品私人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钟摆式迁徙"导致村庄出现多维的凋敝景象,严重阻碍了村庄的持续发展。为村庄供给公共品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缓解凋敝现象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村庄出现凋敝现象的范围较广、情况严重,仅由政府为其提供公共品,因财政有限,政府供给经常出现失灵现象而难以达到有效治理凋敝现象的目的。借助私人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可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缺陷,出于利他或利己的供给动机,私人供给者均可能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基于此,从公共品供给行为、供给氛围两维度探索私人供给者为何以及如何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并建议充分借助农民创业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以实现对凋敝现象的有效治理。     

基层治理合规化与制度成本

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内生供给向外生供给转变，重塑了基层治理秩序。在内生供给模式下，群众动员贯穿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外生供给模式下，资源分配的合规性替代群众动员，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合规性，资源下乡往往伴随着规范、规则和监督下乡。这一转变在塑造了基层治理的合规化运动，压缩了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的同时，也使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耗散在完成合规合法的程序要求上，造成了基层治理制度成本攀升这一意外后果。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依然具有标准化程度低、规范化难度大的特征，治理秩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动员。     

广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探

补齐民生性公共品短板是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是广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广东民生性公共品领域的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表现出供给不平衡、农民工需求缺口大、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一等地方特征。通过分析广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短缺的原因,并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需要进一步完善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保障制度、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设健康广东和调整府际间环境治理事权划分。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从公共品定义的视角看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

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是指,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及两者的组合等均不能实现公共品的萨缪尔森规则,这是困扰了财政学与经济学多年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与评论,从公共品定义的角度,探索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的解决思路;并得出公共品定义要坚持一元标准与连续性物品的方法;以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为导向,加强公共品的性质与供给制度的研究等。     

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建构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要求,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必须抓紧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职责明确、结构合理、规范高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组织体系。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以浙江省临安市S镇为例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权利缺失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职能异化,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必须建立有效的村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良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依法规范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作用。     

农村公共品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当前农村公共品研究主要集中于需求表达机制、供给机制以及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需求机制主要关注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偏好无法正确表达的问题；供给机制主要关注制度内供给不足而制度外供给又受困于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的制约问题；对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则主要借助于西方学术界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逻辑这三大理论资源。从我国农地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应成为此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经济全球化中全球性公共品的供给问题

全球性公共品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而产生的,世界各国都在全球性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内。但因全球性公共品也具有一般公共品的两个特性,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享受上的非竞争性,从而也面对和提供一般公共品所面临的一样的问题。本文从道德资源的角度来探讨全球性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力求从道德资源这个方面来解决全球性公共品供给中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得到不断优化,但供给水平和制度效应与"三农"的现实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在明确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由使用者需求表达的供给决策制度、多元化的筹资机制、规范的使用制度、城乡统一的成本分摊机制、主要农村公共品的最低投入标准制度组成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想。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充当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政府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中国各级政府角色扮演的错位、缺失造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低效率局面。根据斯塔克博格博弈过程描述的持续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府扮演积极的农村公共品提供者角色的理性行为逻辑,设定合适的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村民收入以刺激村民加大农村公共品投资力度来缓解供给不足,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权与生产权适度分离,是理性的政府行为。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成因及对策探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和结构得到显著改善,但仍滞后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的现实需求,陷入供需失衡的窘境。农民需求表达路径的断裂、供给主体的错位和供给方式的单一以及现有公共品供给决策体制的弊端,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寻求实现供需均衡的可行性路径,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