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诉交易程序及在我国的构建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刑事司法活动中也遇到了诸如犯罪率不断上升,案件久 拖不决,被告人人权保障机制缺乏等世界性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有必要依据我国传统的法 律文化和具体的制度环境为辩诉交易所提供的生存空间,大胆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国的辩诉交易实践, 来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程序。     

辩诉交易启示与对我国刑事基本政策的反思

美国和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带给我们以下新的启示 :①辩诉交易在刑事诉讼中创生了一种非对抗性的案件处理机制。②辩诉交易使刑事诉讼中出现了控辩双方互利双赢的局面。③辩诉交易对于处理疑罪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内在精神与辩诉交易制度相通 ,但由于缺乏法律化、制度化的规定及完备的程序保障机制 ,影响了其实效的发挥。刑事处罚与认罪交易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充分彰显其价值     

辩诉交易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虽然没有设立辩诉交易制度,但在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中都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神。司法改革客观上要求强化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以促进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有机互动和协调发展,提高刑事诉讼的司法效能。     

论共同犯罪中的辩诉交易公共利益和被告人公平审判权--从美国诉辛格尔顿一案看辩诉交易理论的新发展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诉讼制度 ,其存在的价值取向在于更好地节约诉讼成本和控制由对抗式的诉讼程序所带来的诉讼风险 ,曾被认为是程序公平的重要体现。在近年来欧洲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在进行刑事诉讼体制改革和制度移植过程中 ,都把辩诉交易制度作为其移植的重要内容 ,且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的注目。 1998年美国诉辛格尔顿一案的发生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对检察官在共同犯罪中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辩诉交易 ,获取刑事被告人的证言(即污点证人 ,taintedwitness)的行为 ,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者的权力、政府公共利益、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辩诉交易理论在新的视角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辩诉交易本土化的可行性

辩诉交易在不同法系国家被重视并合法化,但辩诉交易的引进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如以钱买刑,击溃我国司法宽容的底线,严重损害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等。在当下我国,对于辩诉交易需要少一些实用主义、多一些理性分析,坚持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恪守刑事司法的底线,避免制度过于宽松造成司法不公。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辩诉交易之比较与评论

辩诉交易起源于美国,但现在却被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移植效仿,成为刑事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辩诉交易的内涵着手,比较了两大法系在法律传统、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地位、案件当事人的地位的差异。由于辩诉交易被应用范围的越来越广泛,也引发了对刑事审判结果的思考,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使得刑事审判结果在英美法系国家是可以商量的,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定罪是不可以经过商量灵活处理的。辩诉交易在两大法系之间不断融合,差异越来越小。     

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的可行性之我见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中国式的辩诉交易是一种现实需要,并且也是可行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思想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契约观的逐步深入人心是经济文化基础,司法实践呼吁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现行刑事制度的一些规定和有关改革及理论探索也提供了指导.     

论辩诉交易及配套措施

辩诉交易始于美国。美式辩诉交易是由一整套相互支撑的配套程序组合而成的。其中,证据开示和答辩制度是其前提程序,辩诉交易过程中还必须遵循几项具体原则,法律上同时为该交易设立了特殊的后续程序与救济程序。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适用辩诉交易的主客观环境,不适宜引用该程序。     

辩诉交易之理论意义及可行性分析

辩诉交易是英美法中的一个概念,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法律文化中。虽然目前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也着力借鉴,但均会因本国国情而加以改造。辩诉交易在其发源的国家一直有存废的争议。我国理论界讨论的协商性刑事司法（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存在着本质区别。认真分析辩诉交易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并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制度。     

“坦白从宽”刑事政策与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

引进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完善发展我国“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是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面前的选择性命题。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植“辩诉交易”不可行,“坦白从宽”法制化是当然选择。     

辩诉交易:一个值得借鉴的域外司法经验

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作出认罪答辩,公诉人则作出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的承诺,被告人和控辩方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刑事司法制度。辩诉交易产生于美国,由于其具有传统案件审理方式所不具有的很多优点,被许多国家借鉴、改造,以不同形式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我国借鉴辩诉交易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尝试辩诉交易是可行的。     

从被害人角度看辩诉交易

利益衡平、对犯罪重在预防、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是构建辩诉交易应有的理念。被害人应作为辩诉交易的主体享有广泛的辩诉交易权。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应弥补国外辩诉交易存在的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 ,强化被害人作为辩诉交易主体的地位 ,扩充其辩诉交易权 ,有被害人的案件非经被害人同意辩诉交易无效     

我国目前不宜全面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一直以来被广泛讨论 ,在实践中也有少量案件开始采用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通过分析美国辩诉交易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我国的现状 ,认为我国不宜全面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初探辩诉交易制度的引入和改造

辨诉交易制度是一项起源于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目前已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我国是否可以将这项司法制度作为他山之玉加以引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从辩诉交易制度包含的公正和效率的辨证关系分析,在我国引入该制度有一定的必要性.我国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不能全盘引入,而应当是取其精华进行借鉴,使之本土化,对不足部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防止.     

关于辩诉交易的考察与探析

辩诉交易主要是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控辩双方都将进行风险博弈,权衡交易的利弊得失并最终达成互利合作。辩诉交易在促进司法效益性方面显然具有一定作用,但其结果是个案正义的减少,因而也招致不少批评意见。对这项颇具争议的制度需要我们加以考察与鉴别。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建构

辩诉交易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制度本身极具争议性,但辩诉交易还是在各种非议和反对声中发展并完善起来。由于顺应了效率观的要求,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就从产生到发展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本文拟在对国外辩诉交易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合理内容,结合我国国情,论证应当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美国联邦司法制度中的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

中国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的有罪答辩和辨诉交易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往往并不熟悉该制度的实际操作程序以及该程序的目的，由此导致一些曲解和误读。本文试图通过详细阐释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在美国联邦司法制度中的具体运作，以期能使中国法律界人士对美国有罪答辩和辨诉交易以及相关的问题有更深入地了解，并对中国刑事司法中处理类似问题有所助益。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辩诉交易中的检察权基础

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体系。该文认为,辩诉交易在美国绝非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讨价还价,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交易是辩诉交易的核心环节,而此时检察官手中的权力对辩诉交易的形成和发展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试论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

"赔钱减刑"案一度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民间俗称的"赔钱减刑"实质上是一种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由来已久,我国首宗辩诉交易案是2002年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审结的。该案曾引发广泛的争论。最近东莞市法院审结的辩诉交易案再一次引发媒体和法律界人士的激烈争论,作为大陆法系的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辩诉交易和能不能借鉴与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为大家讨论和争议的焦点。笔者拟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进行剖析,探讨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