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保姆务工动因的社会学分析——以福州市个案为例

以福州市保姆个案为例，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角度研究保姆务工的动因发现：保姆务工的行为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保姆自我意识增强、勇于追求人格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反映了当代妇女思想的解放和进步。     

当代产业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当代产业和产业组织为主干的社会系统发生若干倾向性变革：数十年袭用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悄然地被“合理的社会人”假设取代，无论是产业行为规划还是思维推导逻辑都因之出现重大革新；“时间态”产业操作模式往往在同惯性的“空间态”模式较量中“先发制人”，获得足以与后者抗衡的经济实力；现代科学理性、技术发明以“群”的形式渗入产业行为当中，对于劳动结构和企业结构从宏观、微观端面上作出多重调整，显著提升了产业经营的智能化水平和经营效率。当前，市场经济的原则、语言及体制正由于“独步天下”而承受着过度的重负，招致部分人文学者的抨击，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体制将由其内部孕育出来．可能取代它的存在。     

新农合制度转变农民就医理性

如果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农民就医理性行为可以划分为主体理性就医行为和客体理性就医行为。主体理性就医行为是指,农民就医行为的选择完全以农民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资源的多寡、自身对疾病的感知,以及自身生存的时间价值与治疗费用之间的比率为依据而决策的就医行为;客体理性就医行为是指,就医行为的发出主要以疾病指标或生理指标为依据而决策的就医行为。可喜的是,农民的就医选择理性行为在新农合制度的支持下,逐步由主体理性限制过渡到客体理性张扬。但是,农民就医理性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农民医疗问题的解决,需要医保制度不断做出政策调整、引导和完善。     

论当代农民主体角色的转换与现代化

现代化问题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问题的核心 ,因而人的现代化问题倍受关注。在中国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质 ,还由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相对落后 ,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农村和农民问题显得尤其突出。中国的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现代化。笔者认为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 ,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应分成两个阶段来考察 ,即社会化阶段和现代化阶段。农民的社会化是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经阶段。新中国建立后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 ,已经完成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 ,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     

略论宗教经济研究范式

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微观的个体宗教行为拓展到中观的宗教组织动力乃至宏观的宗教大市场,详细系统地提出了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宗教经济研究范式批判了传统关于宗教非理性选择的认知,认为宗教行为是建立在回报与代价权衡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其主张用经济学理性假设来衡量、判断宗教理性的观点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农民工“五难”与城市和谐社区的建构

农民工问题是牵涉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思想、行为特征表现出与农民和市民不一样的特殊性,而农民工的反社会行为已成为影响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个不和谐音符。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的经验方法,从理性层面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问题化”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立足城市社区建设,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五难”问题的解决路径。     

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从“行为选择”的视角研究毛泽东的革命理论

农民运动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政治革命的主题。从米格代尔“超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切入，分析农民的保守性与革命性、农民革命的条件、组织以及农民在革命中的政治参与等毛泽东革命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予以反思和剖析，既是对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这一理论命题有益的学术探索，也对分析当前中国现实农民问题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解构”走向“结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趋势

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从“结构”到“解构”再到“结构”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一个在周而复始的阶段性结构变迁中不断实现体制性超越的过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次历史性变迁恰恰反映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趋势做出新的概括。     

"生存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产物,所以,传统道德的基本理念还需要从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对应的“生存理性”上去理解和解读,传统道德所高扬着的“家”、“乡土人情”和“勤俭与消闲”等理念都是这种生存理性的表达。农村经济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需要关注这些仍在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价值诉求。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考量：源流、批判与拓展

经济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后果的一门学科，“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前提。从经济学史方面考量，“经济人”假说经历了纯粹“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和“有限理性经济人”等几个阶段。各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与修正，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解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的理论支撑。基于传统“经济人”的伦理缺陷．在生态文明时代．提出“生态理性经济人”可能是“经济人”假设的进一步拓展。     

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当代短信文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同时也是国民心理敏感、脆弱、动荡时期。广为传播的手机短信无异于公众心理的一面棱镜,鲜活地折射了社会心理的众生相。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当代短信文化甚至拥有了“第五媒体”、“拇指文化”或“拇指文明”之美誉,且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又广远的影响。     

“大东精神”与“大东人”的文化自觉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支撑。“志存高远,澎湃驰翔”的“大东精神”的塑造和培育标志着“大东人”对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自发的追求走向了理性的自觉,走向了文化的自觉。“大东人”的文化自觉体现在“大东人”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以“大东精神”统领和支撑大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文化力提升经济力,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市民族工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体现在“大东精神”塑造的与时俱进。     

从王海鸰“婚姻三部曲”看中国当代女性社会处境之变迁

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王海鸰,一直把婚姻家庭作为她反映现实社会的主要题材,从不同角度关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其代表性的"婚姻三部曲"充满了对女性社会处境的思考,从《牵手》,到《中国式离婚》,再到《新结婚时代》,每部作品都强烈地传达出了这种观念:女性应该拥有自己完全的独立人格;无论爱情婚姻多么美好,都不能丢弃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内涵。纵观三部作品可以看到,女性在婚姻这杆天平上的分量逐渐加重,也对传统的男权观念作出了执著抗争。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婚姻三部曲"其实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一个记录。     

论“丁克”现象的社会成因和心理根源

“丁克”现象在我国产生以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成因和心理根源进行分析,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婚姻观,理智地看待和理性地选择“丁克”行为。     

"一国两制"与"多元一体"的文化本质 --"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文化视角

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是由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所决定的。“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 ,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中国“三农”问题对策研究

农村城市本无鸿沟,人们原来都是在田园里生活。城市初始就是农民创造的,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农民演变为市民的创造史。建国50多年来,中国的农民艰苦奋斗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沉重而伟大的贡献。现在城市的发展“日就月将”,农村却举步维艰。“城得山水而秀”,城市需要农村,城市的繁华需要农村的繁荣。扶弱携后,投桃报李,这是一个文明平等、共同富裕社会的应有之义和情结。同时,也只有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了,中国经济才能快速持续发展,中国全面反哺农业非常重要,是时候了,不能再有迟疑。中国农民最质朴、最富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无数事实表明,中国农民一旦站到有利位置上,他们的历史创造性就会像黄河之水一样滚滚而来,成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最强动力。给农民全民待遇,举全国之力给予他们各种政策援助和财力物力支持,让中国“希望的田野”也迎来美好的春天。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与乡村民主政治

“村治”是当前乡村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然而“村治”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一方面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政治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政治需求和政治理性。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体现了他们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理性、魄力和勇气。由此,至少说明农民的素质不会阻碍乡村民主政治的实施。     

论毛泽东对“两次结合”之“突破口”的选择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其“突破口”的选择非常重要。毛泽东所以能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与他选择农民问题息息相关。农民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能够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客观规律融为一体。毛泽东推进“第二次结合”时所选择的是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其中高度重视新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反作用的经验思维与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矛盾冲突难以解决，而使“第二次结合”走入误区。但对其中的规律性认识应当予以肯定。     

“90后”青少年研究视野探析

青少年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当以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青少年研究进入新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以往的研究视野也应有所拓宽与创新。上个世纪70年代前：青年群体庞大，研究者极少；70年代后：青年虽然吸引了学界目光，但并没引起关注。而对“80后”的研究则是：从果断定论其为“垮掉的一代”到尴尬反思其为“鸟巢一代”，这促使青少年研究出现了目前从高调走向低调，谨慎对待“90后”研究的状况。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从主观走向客观，理性对待“90后”研究，具体而言做到：理性——全面关注；客观——平等对待；公正——研究对象的扩展。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路径的诠释——对鄂西北D村的个案延展分析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先后从"捆绑式社会"变迁到"现代市场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再到整体全面转型的"裂变自致性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和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冲突理性也有一条鲜明的变迁路径,即从价值型理性为主转向价值型理性与工具型理性交错并存,再到工具型理性的扩张。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和结构变迁的深刻反映,是农村社会冲突行动变迁的"隐藏"思维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