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损耗"的治理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公共服务能力不强、治理职能不明确以及多元主体协调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必须从树立现代化治理理念、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基层政府治理职能、提高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能力等方面入手,促进基层善治格局的形成。     

基层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我国新时期的治理体系、机制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背景下,为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我国在治理主体的选择上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在治理过程中受到重视.城乡基层公共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可以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下得到提升.本文通过界定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和运行环节,分析基层公共治理由于治理主体间关系不明、运行流程不畅所导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应对基层公共治理困境的路径.     

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实践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多元主体共识缺失,合作机制不完善,分工不明确,资源分配不均,基础不牢固等困境。随着对治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重塑多元主体治理价值观,形成治理共识;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拓宽治理领域深度;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资源均衡发展;以基层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向下移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驻村"第一书记"治理困境和效能提升

驻村"第一书记"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置身复杂的乡村治理结构,作为外来力量的驻村"第一书记",可能产生权责不匹配、重形式轻内容、难以有效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治理困境。提升驻村"第一书记"治理效能,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合理配置权责体系、处理好各种关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生态文明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困境与超越——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现象的共存表明,仅靠市场,仅靠政府,亦或是仅靠非政府组织都是不够的,协同治理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由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使得生态文明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遭遇了重重困境。从利益协调的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共同入手,建立健全各方利益相协调的机制,实现多元参与主体利益和谐共生,成为当前化解生态文明协同治理困境的当务之急。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基层治理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点和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具有特殊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种种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基层,逐渐形成了治理结构困境、运行机制困境和治理手段困境。对此,只有通过治理结构转型恢复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扩大民众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自主空间,基于民意民情和民间规范实行弹性治理,基于法治处理治理矛盾和纠纷,才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根本路径。     

以“三社联动”创新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暨广州市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推动基层制度创新的实践

广州市在创新社会治理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对广州市优势主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及其典型实践经验进行介绍与总结,明确当前广州"三社联动"机制还存在社区治理职责界定不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受限、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有待优化、"三社联动"的运行机制还不成熟等诸多困境。因此,需深化社区治理服务模式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机制,优化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健全"三社联动"的运行机制,不断推进"三社联动"机制进步与发展,实现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疫情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客观上看,疫情背景下城乡基层面临着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体系"碎片化"、治理技术"浅层化"的冲击和挑战,应朝向协同多元主体、优化治理机制、改进治理方式以及创新技术工具等目标,从加强党建引领治理全局、完善体系规范治理秩序、强化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夯实基础保障治理可续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我国城乡基层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社合一”,到改革开放后“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协同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不断进行着协调互动。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关系的变迁实质上是“党治农村”模式的实践变迁,它们围绕农村“土地产权”的变化,实现了农村工作理念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温岭市基层治理持续创新为例

中国政治现代化只有依靠增量民主的发展,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逐步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和侵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然而,以公众参与地方治理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增量民主,大多伴随着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以及民主活动的主体自身素质的制约,难以走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进而也使得所谓的增量民主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历史的碎片,最终为人遗忘殆尽。而以"民主恳谈"著称的浙江温岭市却在坚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互动中,在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决策中,在强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持续地开展着基层治理创新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民主"新成果"。其中,就有"民主恳谈"、"党内恳谈"、"工资集体协商恳谈"、"预算参与式恳谈"等耳熟能详的增量民主发展经验。温岭市的经验对于当前走出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破解——以消防网格治理为例

基层网格化治理在发挥强大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步入内卷化困境,存在自我循环、停滞不前的现象。通过消防网格治理审视基层网格化治理,可以看出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卷化现状呈现三化特征:基层功能繁杂化、治理倾向维稳化以及压力传递堆积化。其根源在于公权力运行误区、忽视公民权利保障、治理多元性缺乏以及非常规性利益驱动。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卷化困境不符合基层治理的本质要求,突破其内卷化困境势在必行。可从实现公共权力的有效分配利用、强化治理对象的权利保障、构建拓展基层网格的多元治理以及创新制度机制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入手破解困境,以促进基层网格化治理的长远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