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误解和滥用“封建”的根源

在西周"封建"以及西欧"封建"和五方式论的"封建"之外,还有第四种"封建"的概念,即中国秦至清的"封建",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使用。与前三种封建不同,这种中国式"封建"是中国人用为政治批判的武器,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制造出来的;它是被"污名化"、泛滥化的"封建",是一切腐朽、落后及反动事物的代名词。中国人误解和滥用"封建"的根源,也就是由此而形成的。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普被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既脱离了“封建”的本义与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冯天瑜先生新著《“封建”考论》辨析泛化封建观,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拨开了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然其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重新命名,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似可名之为“皇权社会”。     

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与李根蟠先生商榷

李根蟠的文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主张秦以后的历史研究使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只能得出“秦以后封建论”这一个结论。为此,李文以非客观的态度处理学术史,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造成了“秦以后封建论”战胜非封建论的历史,表现出学术的狭隘。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两种“封建”观

由大革命失败缘起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继而导引出“中国社会史论战”。社会史论战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对“封建”的理解,以及对“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的认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论,多不放弃在“封土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强调的是“分封采邑”、“领主经济”等含义,不赞成将秦汉以下称之为“封建社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封建论,不再取“封土建国”义,而指一种社会形态,从而最终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并认为现代中国仍处于“封建关系”之内,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

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使用“封建”概念来概括或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和革命现实问题。受到共产国际、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反封建问题论述的深刻影响,以及时代流行反封建话语的浸染,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封建概念之面貌并不十分清晰。从192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封建”的理解出现两个维度的明显变化,从而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框架内的封建概念。伴随着中国革命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向转折,中国共产党人在1929年正式开始了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封建主义话语(1)的努力与实践。     

封建“官当”制度考议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刑不上大夫”的礼教思想是“官当”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思想条件。“官当”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归于消灭,但其对现代社会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少数领导干部怀有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就是“官当”制度的遗毒。消除滋生封建特权思想的土壤,对建设现代法治社会有重大意义。     

走出封建的误区——重看中国古代社会

中国的“封建”不是欧洲中世纪的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把欧洲中世纪的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译为“封建” ,是严复的一个误译 ,日知先生有长篇专文对此作了透彻的论述。日知先生指出 :在上古典籍《尚书》、《易》、三《礼》、《春秋》的公羊、谷梁传中皆无“封建”字样。《诗·商颂·殷武》有“命于下国 ,封建厥福”句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两见“封建” ,曰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亲戚 ,以蕃屏周。”曰 :“周之有懿德也 ,犹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意皆指周人的殖民建邦 ,绝不是欧洲中世纪的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在欧洲历…     

五四时期鲁迅对封建孝道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 ,以狂人之语 ,辛辣的文字 ,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 ,发出了打倒吃人礼教的强烈呼声。在《狂人日记》中他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 ]这种吃人的礼教突出表现在家庭伦理关系中 ,即夫权和父权。鲁迅先生对“节”、“孝”等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孝”是封建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 ,鲁迅把被封建统治者扭曲了的所谓孝道与封建君权…     

封建依附关系新探

本文认为,封建依附关系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法权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仅是其中之一,而且它并不具有普遍的或总体的意义。封建依附关系更多地表现于封建道德,社会意识乃至于经济过程中。究其原因和实质,乃是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个体性质及社会生产的内在需要,是经济依附性的反映。由此,作者指出,立足于法权依附关系来谈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强制”是不准确的,所谓“超经济强制”只是与资本主义在经济过程中完成产品分配的经济形式相对的另外一种在经济过程完结之后,才发生产品分配的经济形式。     

“封建专制”概念质疑

＂封建专制＂是中国学者创造并长期沿用的一个概念,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周代的宗法封建制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一样,实行的是土地等级所有制,与之相应,统治权呈层层分割状态,不可能实行君主集权专制。秦汉以来,在宗法封建制解体的基础上,才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从此之后不再是封建社会了。欧洲中世纪末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也是以封建制的解体为前提的,那时虽仍残存封建主义社会关系,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二者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应抛弃＂封建专制＂或＂封建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称谓秦汉以下的政治制度。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现代启示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从秦汉开始,到清朝结束,形成了一整套严格、完整的监察制度。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应尽快建立、完善与社会体制变化相适应的监察机构和体系。在认真研究、参考国内外经验的同时,我们不妨“古为今用”,借鉴一些先人留下的成功经验。     

浅析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区别

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宗教与迷信的组织形式不同;二是宗教与迷信的思想体系不同;三是宗教与迷信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同;四是宗教与迷信的性质不同。     

论20世纪上半期两次新文化运动对封建迷信的抨击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变迁中,迷信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由此,当时发生的两次新文化运动———辛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把批判封建迷信作为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封建迷信发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轰击,封建迷信也因此成为受到全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